前不久，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显示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强烈意愿：摆脱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焦虑”，清醒地辨识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过程，更加理性地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因此，谈论百年来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无法避开“西方话语”。这无疑是一个尖锐而复杂的问题。

此次研讨会精心安排了一个“对话”栏目，题目为“王国维的意境说与中国现代文论传统”。长久以来，“意境说”被看作是中国古典抒情美学的最高范畴。然而，将“意境说”推向高峰的王国维实际上受到了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以及叔本华等人的文艺思想的影响。清华大学教授罗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现代转换”，最终生产出一种以西方文化为范型、与西方文化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当我们把依据德国古典美学建构的“意境说”视为“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永远地埋葬了自己民族的诗学传统与审美理想。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春青则认为，德国古典美学使王国维对中国古已有之的“真”和“直觉”观点空前重视，通过建构“意境说”而大大提升了它们在中国诗学话语系统中的位置，这是王国维一种新的创造，是融汇中西诗学传统的创造，因而属于中国现代新的文论传统的一部分。

“意境说”到底是不是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自身的创造?这个话题涉及到了中、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黄键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史的情况，认为这里固然是西方文论大规模占据中国文学理论场域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学经验顽强抵抗西方话语格式化覆盖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抵抗中，在西方理论话语与中国经验的双声对话与复调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话语。

复杂性就在这里：当某一种西方理论影响中国话语的时候，这绝不是一个单向的影响问题，而关涉到接受主体的能动参与。正是在这种能动参与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就必然地携带自身思考和创造的痕迹。把王国维的“意境说”纳入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观点，其内在理由正在于此。以此为鉴，中国学界既需要质疑和反思的态度，也需要开放而自由的心态，在中国文化传承和本土问题意识的牵引下，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对话的参照中，丰富和提升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从而建构出中国文艺理论更加清晰、丰赡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