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上海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乘坐复兴号高铁集体赴京参会。代表们一相逢，积极的建言献策、精彩的脑力激荡便开启了大幕。比如这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聊出的，可能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一个好故事、好方向。三位代表分别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卫视中心主持人曹可凡。

王安忆站在一位普通观众的角度询问廖昌永：国内的歌剧市场里，除了世界经典剧目之外，有没有中国本土故事能流传世间？

廖昌永坦言，歌剧在中国仍有漫长的征途。在中国民族歌剧方面，创作于延安鲁艺的《白毛女》已能称经典，“近年来新创作的当代歌剧不少，但能传得开、留得下的只是少数”。

对此，王安忆和曹可凡不约而同读出了一个问题——歌剧的选材必须“高大上”吗？王安忆更是直言，她接触过的中国新创歌剧，不少都太过注重史诗性，但实际上，小切口的故事一旦深挖精耕，会拥有更为丰沛的情感，与受众的距离也会被大大拉近。在她看来，不故意渲染，涓涓细流汇聚江海，看似平凡质朴的小故事也会折射出大时代的光芒。

一个真实的故事进入视线，那是发生在王开照相馆的一桩往事。2006年12月底的一天，王开摄影有限公司地下二层档案室内消防龙头突然爆裂，水柱喷涌而出，涨至小腿肚，导致室内众多藏品“蒙难”，只有一部分置于最高处的藏品幸存下来。事后，公司员工对幸存藏品重新开箱整理，发现了不少尘封数十年的老照片，其中甚至有些拍摄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消息被媒体披露后，不少老上海人找到照相馆，从老照片里“认领”他们的父辈、祖辈……

这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氏族的小故事，也可以由此派生出一个时代、几度社会变迁的大历史，更重要的是，故事因为老字号、因为真实，而与受众无限接近。曹可凡打趣说，那就请王安忆执笔，为中国歌剧写一个好故事吧。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脑力风暴，但碰撞出的火花值得各门类的文艺创作者借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精深的小切口折射大时代，与最广大的人民取得精神共鸣。

席强委员认为，地方艺术院团基层覆盖率不足应引起重视，更好发挥基层院团文化传承作用。

“地方艺术院团缺位或缺失，或可能导致基层文艺失去阵地，应引起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席强说。

很长一段时间，无数个活跃在基层的文艺院团扎根人民，深入乡村，深受百姓欢迎，是群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基层文化传播的生力军，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但随着时代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本应在发展浪潮中乘势而上的基层文艺院团，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发展问题。而“濒危剧种”“小众乐器缺少传人”等词句也时有见诸报端。

席强准备了一份提案：《关于加强全国县市级地方文艺院团建设的建议》。作为中央级文艺院团的相关负责人，席强为基层院团发声，因为“这关乎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

他告诉记者一个数据：“根据调查统计，全国各地方的县市级文艺院团编制或设置目前覆盖率只有30%。”这意味着，地方艺术院团的缺位或缺失现象，在国内不是少数，“这些缺位、缺失，或有可能导致基层文艺失去阵地，失去文艺舞台在基层的主导作用”。

席强认为，发挥县市一级的文艺院团在文化传承、传播上的核心作用，对弘扬当地文化艺术传承、传播功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要发展地方文化，县市级文艺院团可以发挥重要的文化惠民、文化普及、文化传承功能。”

席强说：“各地都需要有一批文艺人才队伍，而且是能够融入到当地文化传统特色为前提的艺术队伍。乡音乡情更能够春风化雨，在予人亲近、与民同乐中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他建议，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各地方政府在县市一级设立文艺院团。“无论是国有院团，还是民营投入的企业化院团，我们都应该从国家的文化结构布局中去考虑、审视它们的作用和价值。其中，涉及到艺术院团的功能和职能，政府部门应该分类管理，政府指导。同时，在政策上应一视同仁地将事业编制或者民营性质的文艺团体统筹管理，在资金上进行公平公正的财政投入，以强化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文艺院团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