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画展——纪念古元诞辰百年”展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古元——

用刻刀代替语言，在生活中汲取无尽的美

今年是古元诞辰一百周年，10月16日至11月26日，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协主办的“古元画展——纪念古元诞辰百年”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延安红”底色的展厅中，108个传统报栏里呈现了古元先生的300余件作品，也呈现出了一个平凡又性情的古元。

只有刀子和木板

才能代替他的语言

1942年，徐悲鸿曾在观看“全国木刻展”后激动地写下：“我发现了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4年前，当古元满怀革命激情与艺术理想，在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中，从广州走向延安，投身抗日洪流，用画笔和刻刀表现中国军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事迹时，在后世美术史家的研究中，他是非常“沉默”的——作为一个广东人，他听不懂陕北的方言，与当地农民在语言上的隔阂，更无法协调工作与创作上的矛盾，因而会产生精神上的寂寞之感。

古元的诸多创作谈都是在1949年之后写下的——北京大学教授陆扬说，古元在延安时期其实是非常沉默的，画的比说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发明了‘识字画片’——为了教农民认字，他把生活中重要的东西画成画。同时，在具体的实践经验中，他也发现，农民除了识字之外还会选出一些自己喜欢的画片作为欣赏的对象挂在墙上”。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古元的“识字画片”很难算得上是纯艺术作品，更近于一种集看图识字、艺术欣赏和室内装饰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实用美术，达到知识传递和艺术教育的双重功能。和“识字画片”性质相同，他在延安画墙报、刻肥皂模子、做火柴盒装饰的经历，也培养了他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创作意识。在这个“沉默”的时期，古元发现了农民作为艺术接受者不同于都市中的学生、批评家、艺术家接受艺术的方式，他们对艺术的接受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的内部展开的——对农民而言，欣赏性、实用性、功利性、审美性、教育性是融为一体的，并没有纯艺术的概念，混合着农民自身非常深刻的生活欲望。“我父亲不是观察生活，而是融入生活。他一到了农村立刻就进入到了庄户人家，跟他们一起种地，就把自己当成农民，所有农民在劳动当中的体会、劳动当中的感情、劳动当中的忧伤……劳动当中所有的一切，他都要亲身体会到。”古元长女古安村说。

通过创作，古元发现了劳动的美和愉悦，更让作品成为了农民日常劳动生活的镜与灯。由此，古元用“直刀向木，顷刻能办”的木刻艺术，开始深深扎根在劳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在“鲁艺”期间创作了《铡草》《冬学》《离婚诉》《哥哥的假期》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木刻作品。这批鲜活的艺术作品早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中的经典之作，并为中国现代版画开启了新的篇章。

在古元“沉默”的延安时期，就如他的老师蔡若虹先生所说的：“只有刀子和木板才能代替他的语言”——当创作代替了语言，古元就能在陕北实现艺术的“如鱼得水”，从“小鲁艺”到“大鲁艺”，他始终生活在劳动人民中，向人民群众请教，汲取最真实的营养。“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和人民的心声，可以看到紧跟时代的艺术探索和奋斗。”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说。

从生活里汲取无尽的美

古元虽然“沉默”，但他并不古板——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曾于2011年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的古元延安时期版画原作展呈现的整套作品168件，就很能说明问题。“抗战结束时，我父亲接到7天之内撤离延安的任务，这就需要进行每天90里路的急行军，还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组织上要求每个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0斤，所以不能带任何作品的原版，也不能让人知道这个队伍是从延安出来的。”古安村回忆，“但父亲冒着很大的风险，用一张三尺见方的油布包住这套作品，背出了延安”。如今这套作品成为现存唯一一套古元延安版画作品。古安村回忆，1947年初，部队赴东北时在烟台渡海，每个人都需要化装，把自己装扮成学生、工人、农民，所带文字材料以及作品全部都要上交给组织，“他后来说，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什么东西都可以丢，这个木刻不能丢。他已经做好了如果被检查就跳海的准备”。

朝鲜战争期间，1952年2月，中国文联组织文学、音乐、美术工作者前往朝鲜，美术组就有古元、罗工柳、辛莽。他在战场上画速写，有时候战士会催他：“古元同志，飞机来轰炸了。”但他还在画画，完成之后才会进入坑道。这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作品，有很多却是惨烈战场以外的观察——“父亲从朝鲜回来，带了100余幅战地速写，人物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还画了在战争中朝鲜人的生活场景；还有一天夜里他掉队了，夜宿一个农家，天亮启程时，突然发现在战火中保留下来的这个农舍是如此地宁静、美丽，他立刻就被感动了，不走了，坐下来画了两幅特别美的作品：其中一幅是农夫弯腰在农舍旁边耕作，另一幅是小女孩在打秋千。”古安村说，这些作品展现了没有被战火波及的那片土地的平和，也是古元心目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战场上看到了一丛草时，他就用温润的水彩笔去点燃这一丛草——这就是“性情”或者说“不老实”的古元真正最柔软的内心世界。“做人要老实，画画要巧。”古安村说。

展览还呈现了古元于1958年下乡时创作的作品，以及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诸多水彩画。新中国成立以来，古元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宽阔的视野、抒情的笔调和质朴的艺术语言，描绘祖国的壮美山河，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风采，讴歌崭新的时代风貌，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古元：“他的版画、水彩和素描速写都以清新明朗的语言传递了新的美学内涵，成为新中国美术视觉样式的重要标识。他艺术中的现实性、民族性和抒情性相统一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和对美好事物的讴歌颂扬成为20世纪杰出的抒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在一张小水彩的背面，古元曾这样写：“冬季的玉渊潭一湾不冻的湖水嬉戏着大群野鸭，春去冬来年年如此，老画不完”——近半个世纪之前的1941年，艾青这样赞美过“老画不完”的古元：“他是如此融洽地沉浸在生活里，从生活里去汲取无尽的美，他是如此亲切地理解了现实，甚至使他被称为现实的孝子也可受之无愧。”

本次展览以古元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展览手书的“古元画展”为标题，似乎传递着古元先生为人朴素、温和的性格，也把观众带回到了古元曾经生活的年代。出身版画系的艺术家徐冰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设问句式的思考：“今天我们有像古元他们那时明确的观念的落脚点吗？有他们对社会和对艺术的诚恳吗？我没有把握去回答，而仅有的把握是我知道了要去思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