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最令人惊叹的，是其求新、求变的先锋探索精神。(柳友娟/制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应的，中国的文学发展也在世界文学的图景中，绘制了夺目的景致。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2019年南京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学之都”，都颇令国人尤其是文学爱好者欢欣鼓舞。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既折射了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也彰显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强大力量，可谓中国软实力在文学领域的卓越体现。

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上海虽没有六朝古都南京那样深厚的古代文学传统，但作为后起之秀，颇有后来居上之势。19世纪末，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蓬勃开展，文化中心一度北移，但因北洋军阀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制，文化中心很快又回归上海。基于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文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形成了自身强大的传统和优势。

对现代性的追求

上海文学最令人惊叹的，是其求新、求变的先锋探索精神。这与上海城市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较早接触了西方文明，华洋杂处的状态也使上海民众对于外来的新的事物与文化，持有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与接纳。

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的三部象征派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和《为幸福而歌》相继在上海出版。其后脱颖而出的三位象征主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都出自上海的创造社。这显示出上海的现代性特质，已成为培育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最适宜的土壤。

至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上海《现代》等杂志而崛起的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则掀起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刘呐鸥、穆时英等写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写作的“都市脉搏”。正如穆时英所说：“这是机械的世纪。田园，古柏下恋思，井边的少女，茅屋上的炊烟，斜阳……这些已不再是诗的内容，20世纪的诗是飞机、摩天楼、发动机的歌咏。动的时代，动的生活——请看这崭新的都市风景吧！”当时活跃于上海的现代派诗人可谓人才济济，有戴望舒、徐迟等等。虽风格各不相同，但都娴熟地运用远取譬的方法，增强了诗歌的张力与含蕴。特别是诗歌中对都市经验的描摹、对都市情绪的捕捉，在当时独树一帜。至此，上海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镇，引领了文学的新潮。

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全国各地的文学创作都有了迅猛的发展，但上海文学仍是全国文学创作的重镇之一。

上海文学的现代派传统，虽因时代制约而一度中断，但“文革”结束不久即复苏，甚至在现实主义作家茹志鹃、戴厚英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人啊，人！》中，已有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运用。上海话剧界更早在1980年就推出了现代主义话剧《屋外有热流》。此剧成为一种标志，随其后涌现出一批在表现手法上皆有所创新的话剧，那些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探索意义。

而在先锋小说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作家孙甘露、格非等也贡献了精彩的篇章。他们使用新奇的技法，突破了传统小说的藩篱，在文字上又走向极致。孙甘露甚至被王朔称为“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在诗歌领域，陆忆敏、王寅、陈东东等诗人，相继吟唱出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先声。

多元造就的活力

现代主义虽然新潮，体现了文学的先锋性，但未必能立马受到读者或观众的青睐。1923年2月6日，洪深在上海笑舞台自导自演的《赵阎王》，就曾遭到惨重的失败，因为观众不能理解现代主义这种形式；而戴望舒在上海现代派诗人中之所以名声最著，一方面固然因为其诗作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因其诗作较符合读者的审美。可见，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探索并不是上海文学繁荣的唯一秘诀。

事实上，上海文学既有不接地气的先锋一面，又有很接地气的世俗一面，而这是跟上海的“市文化”特征紧密相关的。对此，许道明教授在《海派文学论》一书中说得非常到位：“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时间愈早，城市的政治性功能愈重要，而时间愈晚，则城市的商业性功能愈浓厚。”上海都市的商业本性培育了成熟的市民社会，消费文化从而根深蒂固。自晚清开始，上海已出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甚至到五四运动前夕，白话章回体已成为通俗小说的主流。

都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既实际又开放的文化心态，这种灵活性使上海文学充满了活力，很早就向大文学生态发展。中国早期的话剧、电影可以说都发源于上海。由于电影的繁荣，上海文学与电影之间也发生了良好的互动。例如，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新文学家大量地参与电影创作。民国时期两座电影高峰《都市风光》和《马路天使》的导演袁牧之，原本也是作家，而他的电影其实就是以他的小说为基础的。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为多部电影编写了剧本，就更为人所熟知了。

上海文学的多元与开放，更有一种重要的红色表述——上海是左翼文学的基地。这得益于上海是一座具有红色基因的城市。上世纪30年代这里汇聚了鲁迅、茅盾、洪深、田汉、夏衍、丁玲、胡也频、柔石等一大批优秀的左翼作家，并直接催生了左联的成立。左翼作家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为底层言说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

此外，上海文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拥有全国独具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家群，包括陈伯吹、包蕾、洪汛涛、任溶溶、贺宜等。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和发源地，几代上海儿童文学作家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生命，探索儿童文学的创作潜能，彰显了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学气质。那些优秀的作品，给无数孩子带来了童年的快乐。

探究上海文学的发展与繁盛，须得将目光投射至上海这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学土壤：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开放包容的城市品质等等，都是上海文学命运背后遒劲的支撑者。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学的繁荣也得益于这座城市里书局、报刊等现代传媒的兴盛，特别是它们还保持了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当年，沈从文、李健吾、废名等许多京派作家的作品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甚至京味作家老舍的小说大部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这充分体现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更具时代性的探索

诚然，上海文学因受到江南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整体风格更偏向轻盈，但是王安忆、金宇澄等作家，同样显示了上海文学厚重的一面。王安忆可谓上海文学的名片，她连续不断推出的长篇力作《长恨歌》《天香》《匿名》和《考工记》等，显示了其旺盛的创造力和文学的探索性。尤其是《长恨歌》和《考工记》，颇具平民史诗的气质，而《天香》更将笔触伸向古代，精雕细琢，以致有些读者将之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尽管并不妥当，但也见出作者宏大的抱负。金宇澄的《繁花》，也是近年来上海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是一部从语言形式到内容都非常上海的作品，写活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质，曾被如此称赞：“它是一个文学的博物馆，多少年以后你要回过头来看上海，到小说里找就行了。”

回顾上海文学的发展之路，立足全局整体考察，可以看到，上海作家近年来在小说、诗歌、儿童文学、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各个文学门类，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果。着眼创新标准审视，可以发现，《繁花》《匿名》等一批重要作品，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之路上树立了标杆，代表了上海文学创作在艺术审美上的突破。

新的时代，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日益成为上海文坛的中坚，他们的作品在视角、笔法、风格、内涵等诸方面，尝试进行更具时代性、更贴近生活的探索。王宏图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迷阳》，“试图在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中，将笔触伸向人性的幽暗角落，将都市男女对金钱、物质、情欲的贪婪攫取深入细致地展示出来”，被评论家认为接续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夏商2013年出版的《东岸纪事》中，作家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幼时生活过的地方——开发前的浦东城乡接合部。作品叙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直抵活色生香的原生态生活。这一作品是以先锋手法完成的风俗长卷，被认为是对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传统的发扬。滕肖澜的作品，常常拨开都市的喧嚣而勘察上海人“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但她的长篇《城中之城》则聚焦了陆家嘴两代金融人的人生。第一届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路内，自出道以来就对长篇得心应手，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多年，此前的“追随”三部曲已赢得交口称誉，近年来的创作从青春抒情中缓步走出，或以工厂记忆书写人性的明暗(《慈悲》)，或以地方空间展示社会变迁(《花街往事》)。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任晓雯，风格多变，笔触大胆，她的中篇《阳台上》已被拍摄为电影，其长篇新作《好人宋没用》也在拍摄中，2019年又出版了新作《浮生二十一章》。

《萌芽》新概念作文竞赛推举出一批本土青年作家，他们和甫跃辉、项静等“新上海人”一起拓宽了“80后”文学的版图。而以王占黑为代表的更年轻的“90后”写作者，以较为平情、冷静的态度去把握个人和城市的关系，“外省青年进城”式的紧张和焦虑得到了缓和。借用她作品《小花旦的故事》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小花旦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一双眼睛去看上海。可以说，王占黑透过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上海，是一般读者看不到的。

不妨做一番纵向的对照，如上海大学教授蔡翔记述的这一经历：“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时，曾经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城市地图’的栏目，当初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家年龄许多都在四十五岁左右。也许是受其个人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底层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而其所提供的场景、人物、情节等等也时有雷同之处。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这些区域，而其个人记忆也未必能由这些生活概括……”王占黑的文学视野，则完全溢出上述时尚地标，进入工人新村、平民社区，写出了边缘角落一度被忽视的人和地区其内在的尊严、活力与丰富。同样，早几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钱佳楠，也与王占黑有相似的创作倾向。可见，文学如何选择地理空间，现实中的城市如何变成文学中的城市，已不是简单的反映论问题，背后联系着深广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

而在话剧领域，今天的上海已经培育出了成熟的话剧市场，并且拥有赵耀民、张献、喻荣军等有实力的剧作家。近年来，还颇为流行从电影改编话剧，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如上海话剧中心排演了《一九七七》《新龙门客栈》《杜拉拉升职记》《七月与安生》《雨人》《钢的琴》等多部改编自电影的话剧。这一方面显示了当下话剧原创的薄弱，一方面也证明了上海在文化上的包容、开放与多元。

面向未来的视野

放眼上海文学百余年来发展的脉络，这座城市中西多元文化交融会通的传统，造就了上海文学发展独具特色的创作环境与文化氛围。

我们看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镇，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曾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徐志摩、傅雷、柯灵、施蛰存……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闪亮名字，都在上海文学的记忆中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2018年，虹口区政府与上海市作家协会签订合作协议，拟于海宁路、四川北路口建一座上海文学博物馆。对上海的文学之路来说，这不只是一种记忆的收藏，更是一种前路的探寻。如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所说的，“它不仅因为上海这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将拥有一座记载、研究、讲述自身文学历史的博物馆；更重要的是，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我们阅读写作使用的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历史性转变，新文化运动推动着的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描述、记载、形容这一系列转变带来的经验、感受、思想和憧憬……”

致敬历史，意在当下，更在未来。

今天，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学表述，既承继了过往的特质，也倾吐着新鲜的讯息。例如，上海是当下全国网络文学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集聚了一大批网络文学写作者；上海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的最前沿，国内、国际文学交流异常活跃。近年来，不仅上海的作家在走出去，国外作家也频繁来到上海交流、写作……

“没有理想主义、没有对未来的预期，文艺就无所谓高原，更谈不上高峰。”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所言，面对新的时代，上海文学要成就属于自己的“文学之城”鲜明标识，为中国文学风貌的构建奉献力量，不仅要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传统，还要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与雄心，从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中汲取灵感与智慧，并为上海文化建设作出浓墨重彩的书写。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