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冬天”格外漫长，张玉书、白桦、林清玄、高式熊、李学勤、曹元珠、张春华、田本相、邢文昭、李瑛、黄一鹤、巫漪丽、董健、胡进庆、刘厚生、贝聿铭、杨阳、吴钰璋、徐中玉、童道明、李心田、余敦康、冯元蔚、苏叔阳、峻青、戴铁郎、大旺堆、吴贻弓、邹忆青、梁归智、高玉琮、从维熙、张文波、流沙河、傅正义、白德彰、刘纲纪、方增先、胡可、吴开晋、鲁非……他们匆匆走了，背影远去，空留世人一声叹息。

诗人李瑛90岁时写诗道：“诗使我变成了孩子//春天，当你看见蓊郁的树林中/一片绿油油的叶子在枝头摇曳/那就是我在歌唱”。这给人些许安慰，或许，他们都变成了孩童，转身走向了浩瀚星空，走向了时光深处，走向了春天的枝头。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何瑞涓整理)

李学勤：为中华文明寻根

2月24日逝世

“我从小就对看不懂的符号感兴趣。”正因为如此，19岁的李学勤从清华大学哲学系退学，转而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研究甲骨文，迈入了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

“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是历史学家侯外庐对他的评价。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他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于一身。李学勤一生都在探寻中华古代文明，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出了引领式的杰出贡献，并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华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成就斐然。他却笑称自己是“杂家”，“几经转折，称为‘杂学’是最合宜的”。

曾经，从西周上溯至夏的两千年历史，没有确定的年表，有据可考的历史只有之后的三千年，“五千年文明”一度遭到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李学勤苦苦寻觅，终于找到历史依据，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正名。“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他始终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而奔忙，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还提出了“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比较考古学”等命题，使得“走出疑古”成为一种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毕生之力追索中华文明根脉，唤醒沉睡的历史碎片，还原历史，告诉世界，中华民族从何处走来。

李瑛：诗人应该是不懈地追梦的人、歌唱的人

3月28日逝世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诗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李瑛恰是中国诗坛的一棵常青树，其创作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跨越70多年，写下1000多首诗歌，出版诗集58部。

他以赤子之心歌唱祖国，歌唱时代，歌唱生活，尤其是以大量军旅诗歌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军旅诗的代表人物。他经历过枪林弹雨，奔赴过抗美援朝前线战场，在西沙、在越南，曾掩埋过战友的遗体，由此写下大量政治抒情诗，饱含深情。他说，“参加过这些严酷的斗争生活，经过这些磨练，我在思想感情上就不能不写这些事。年轻的时候，我打过仗，拿枪保卫过我们的祖国，也用笔歌颂过我们的祖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受了那么多苦，现在翻身了，不能不引起我对它的爱与歌颂”。

他的创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与诗人。作家王宗仁回忆道，“我那时读到《红花满山》，也是禁不住惊叹：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诗！当时众多青年作者，几乎都是以李瑛的那几部诗集作为写诗的蓝本”。

常青树何以常青？李瑛曾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生活的慷慨赠予”。他表示，诗人应该关注那些每月每天、每时每刻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深刻的现实，“诗人应该是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见证者、讲述者和传承者，诗人应该是不懈地追梦的人、歌唱的人”。

巫漪丽：“我这一辈子想的，是跟音乐做伴儿”

4月20日逝世

钢琴键有88个键，52个白键，36个黑键，巫漪丽离世时，恰好88周岁。一生一人守一琴，低调而清冷，她说：“我这一辈子想的，是跟音乐做伴儿。”

她是中国第一代钢琴家。9岁师从意大利音乐大师梅百器；18岁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的作品，轰动上海滩；24岁成为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第一任钢琴独奏家；31岁时，她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梁祝故事传唱千年，《梁祝》首位钢琴伴奏谱创作者与首演者正是巫漪丽。1959年，社会各界积极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次公演，当时没有钢琴伴奏。巫漪丽熬了三天三夜，刻苦钻研，将西方乐器与中国情感、中国文化结合，创新性地表达中华民族音乐，创作出《梁祝》钢琴伴奏谱，并在舞台上演绎，动人心弦，成为经典。

62岁时，她受邀定居新加坡，教琴为生，被称为“曾祖母级钢琴家”，过着“独行侠”的生活，“只要有钢琴陪伴，我就不会感到孤独”。77岁时，她终于出了第一张钢琴独奏专辑《一代大师1》，82岁时出版了第二张专辑《一代大师2》。87岁，在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她与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共同演奏《梁祝》，催人泪下。88岁，她终于长眠于音乐声中，斯人已逝，从此《梁祝》亦成绝响。

贝聿铭：“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

5月16日逝世

建筑不是钢筋水泥混凝土，而是一首首凝固的音乐，是艺术和历史的融合。贝聿铭赋予建筑以艺术之美，一部部作品皆成传世之作。

他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在将建筑人格化的同时为其注入东方诗意，正如《贝聿铭全集》序言中写道，其建筑作品“浓缩着东方哲理、硕儒品性和特立独行的西方观念，不仅体现出古老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类为诗意栖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在世界各地，人们都有可能与贝聿铭的作品相遇。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被公认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被形容为“卢浮宫院内飞来了一颗巨大的宝石”；日本美秀美术馆，如同地上天堂，美似世外桃花源；北京香山饭店，被认为“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香港中银大厦，堪称“一本关于几何的规范与变化的教科书”；苏州博物馆，是中国传统建筑精粹与当代建筑手法的集大成之作……1983年贝聿铭曾获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评语称“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

在贝聿铭看来，“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而今，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起，超越了时代，伫立在无尽时光之中。

徐中玉：“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

6月25日逝世

徐中玉是谁？你可能不认识，但你或许学过《大学语文》。他是文艺理论家、语文教育家，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

1978年，一批高校陆续恢复了中断近30年的大学语文课程。没有教材，也没有老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徐中玉组织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几经打磨，1981年《大学语文》出版。至2018年，该教材已修订至11版，被2000多所高校使用，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对通识教育作出重要贡献，徐中玉也被尊为“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教材历次修订，他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

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出现，也与徐中玉的开拓有关。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期间，他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同时，徐中玉在文学理论领域造诣深厚，有担当、不盲从、敢真言、开先河，形成了以传统文论为立足点建设民族文艺学的研究格局。

“从来学术贵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所幸教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2003年，“九叶派”诗人王辛笛为贺徐中玉90华诞作的这首诗，恰切地概括了其一生的风骨与气度。

李心田：“人间琐事一边丢”

7月3日逝世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全国上映，掀起一股“红星”热。其原著作者、军旅儿童文学作家李心田也因此闻名。

1961年，李心田创作出版《两个小八路》，责编约他再给孩子们写本书。1964年，他创作完成了小说《战斗的童年》，后改名为《闪闪的红星》，于1972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当年累计印数达300万册以上，并被译成英、日、越等多种文字。故事发生在柳溪镇，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给潘冬子留下一颗闪闪的红星。在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破坏吊桥，切断敌人后路，化盐为水，躲过敌人搜查……40多年来，勇敢无畏、机智过人的潘冬子形象家喻户晓，红星闪耀照亮几代人的心，影片留下了许多经典镜头与台词，歌曲至今传唱，他也被称为“潘冬子之父”。

60余年笔耕不辍，李心田耕耘的领域不限于儿童文学，笔端触及军事斗争、社会万象、家庭婚姻、文化哲思等多个层面。10年前，他写下《沁园春·八十述怀》：“高山流水，晚唱渔舟。东篱赏菊，南山悠悠。人间琐事一边丢！更喜他，看清水盆里，老态不丑。”而今，他真的将人间琐事丢在一边，化作了天上一颗闪亮的星星。

苏叔阳：“我始终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郎”

7月16日逝世

“我始终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郎。”剧作家、作家、诗人苏叔阳常常这么说。

他是多面手，话剧、电影、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纪录片、电视解说词、理论著作、历史随笔等各领域处处妙笔生花。处女作话剧《丹心谱》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百年转折”；电影《夕照街》《春雨潇潇》等感动一代人，被称为“80年代的抒情诗”。他也是首位获得联合国颁发“艺术特别贡献奖”的中国作家。

温和而低调，不事张扬，几乎看不出来，他罹患癌症，1993年因胃癌切除一部分胃，1994年因肾癌切去了右肾，2001年因肺癌切除了左肺上叶，2004年切除了脾脏，2017年又得直肠癌……他乐观而顽强地抗癌，把病当作朋友，每次去医院，不说是去看病，笑称“看老朋友去”。向死而生，他把写作视作战胜癌症的良药，写下几百万字的作品，甚至在病历本背面写下了《中国读本》的初稿，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这本书被译成15国文字，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范本。苏叔阳曾说：“创作的路是我自己选定的，不管我多么衰弱，只要生命的烛火还在燃烧，我就会走，哪怕是爬行，也要在这路上挣扎。”

一次访谈中，苏叔阳笑道：“我最不喜欢《当你老了》这首诗。老人不该是‘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的模样。”满头白发，却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他走了，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少年郎模样。

峻青：文学创作应有献身精神

8月19日逝世

1941年，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峻青加入八路军的队伍，一手拿枪，一手执笔，在战斗中创作。从那时起，峻青从事文学事业70多年，深耕红色题材领域，创作了《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马石山上》《海啸》《秋色赋》等，讲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人民英勇抗战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民族英雄形象，留下一段段珍贵的文学与历史记忆。这些创作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与真情实感，“一想到过去的烈士前赴后继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怎么也搁不下这支笔。我常想，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不也应该有那么一种献身精神吗？”

一次夜间通过敌占区，通讯员为掩护他们几人转移而牺牲，至死人们不知道他的姓名。这位小战士就是《黎明的河边》主人公小陈的原型。小说1955年正式出版后引起轰动。有人把它和《静静的顿河》类比，称峻青为“中国当代的肖洛霍夫”。晚年直到躺在病床上，他依旧表示，“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应该写下来，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坚强气魄和精神永远写下去”。

峻青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一位活跃的文学事业的组织者。1981年他参与发起并创办了《文学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

吴贻弓：“电影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梦”

9月14日逝世

吴贻弓，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生于战火纷飞的重庆，伯父为其取名贻弓，意寓“刀枪入库，天下太平”。

他的首部长片《巴山夜雨》即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主流电影节获奖的中国影片，整部影片充满“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此后又有《姐姐》《流亡大学》《月随人归》《阙里人家》等，其影片抒情叙事风格独树一帜，诗意盎然，更多着眼于表现一种文化意味的反思，他曾谈到，“我更崇尚平淡和含蓄之美，这确实是性格使然，也是我对生活的真切感受”。

吴贻弓也是一位电影事业家、教育家和活动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蓬勃发展，却还没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电影节。吴贻弓四处奔走，极力推动，199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问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他曾担任诸多职务，80岁生日时，他说，“在我心中，所有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

“电影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梦。它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绚丽多彩、应有尽有。”2012年，吴贻弓获颁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时深情表白他心目中的电影。今年5月在病榻上，他依旧牵挂着一生挚爱的电影事业，颤抖着写下“上海电影万岁”。

从维熙：“不从私利着眼，笔杆才能硬”

10月29日逝世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作家从维熙正是河北人。

17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处女作小说《战场去》，换得“稿费”九斤小米，“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币的稿费呢！”从此崭露头角。起初写作上师法“荷花淀派”作家孙犁，曾出版《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部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

遭遇磨难20余年，1979年重返文坛后，从维熙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走向混沌》等一系列作品，描写当代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展现种种灵魂扭曲图景，突破“禁区”，开拓了新时期文学新的题材领域，被称为“大墙文学”，他也因此得名“大墙文学之父”。他曾说，“有人愿意回忆幸福，有人愿意咀嚼苦难。我属于后者，这不是自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安排”。2018年，14卷本《从维熙文集》出版，洋洋洒洒540余万字，是其60余年创作的集中呈现，笔触深沉雄健。

诗人艾青曾对他说：“你是个真正的作家，净讲真话。”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很深刻地反映真实社会面貌的，是能够描绘出人生的真正意义的，是能准确而细腻地描写心灵的。他的作品正是这样的“真正的文学”，文如其人，铁骨铮铮，充满了硬汉风格，“一个作家的心胸应该开阔，为人应该正直，不从私利着眼，笔杆才能硬”。

方增先：“忧世悯农的心始终萦绕在我的笔端”

12月3日逝世

一位老农蹲在地上捡麦穗，勾勒出普通劳动者的勤俭质朴。这幅作于1955年的人物画《粒粒皆辛苦》开创了新中国人物画的革新之路，其作者正是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画坛“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方增先。无论是《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还是后来的《帐篷里的笑声》《母亲》《祭天》等等，其作品不断创新，突破自我，无一不是来自鲜活的生活，无一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方增先曾说：“我始终把自己的老棉袄扎得很牢很牢，我是农民的孩子……那一份忧世悯农的心自始至终萦绕在我的笔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名誉主席、他的学生冯远评价认为，“方增先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新中国艺术为人民服务、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正确方向。他是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与中国人物画笔墨结合的成功典范”。

“上海双年展”如今蜚声海内外，时任上海美术馆馆长的方增先是其重要创办者之一，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邀请西方最前卫的当代艺术到中国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际级美术展览”也是他孜孜以求的夙愿。曾有媒体记者问当年为何支持当代艺术，他回答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冒挺大的风险，但他坚信，当代艺术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我不怕年轻人搞现代主义的东西，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能理解现代的东西，仅仅是表面的抄袭和照搬”。

胡可：“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12月4日逝世

他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以笔为枪，用话剧记录下一个时代。

剧作家胡可16岁参加抗日游击队，被分配到抗敌剧社当演员，19岁写出处女作独幕剧《五十九个殉难者》。“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抗敌剧社社歌里的两句话激励着胡可的创作。血与火的洗礼激荡着他的情怀，与战士、与民众共患难的日子刻骨铭心，鼓舞着他永远为他们而写作，“这些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的庄稼汉，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尊重的人、热爱的人、学习的人。我的思想感情渐渐地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和他们无话不说，心心相通，谁家的房子被烧了，谁家的亲人被害了，我和他们一起流泪”。

“好生为人民服务！”这是拥军模范戎冠秀大娘对他的叮嘱，他曾以其为原型创作话剧《戎冠秀》。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胡可说，他长期生活在他作品的主人公中间，经常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他不是与人民“面对面”，而是成为人民的一员，把人民当作母亲，把战士当作兄弟，与他们生死与共，血脉相通，“我们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而人民一直在哺育着我们，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他是剧作家，更自视为一名老兵。97岁时，胡可出版了最后一本集子，书名即为《老兵记忆》，以一名老兵的责任感关注中国戏剧、回忆文艺界战友、记录中国戏剧的前行。老兵走了，让我们向着远去的背影，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