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在这一天赞美女性

“如果你说星星最亮，那是你没有看到护士的眼睛”。这是一位新冠病毒患者在出院前发自肺腑的言语。“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我想把这句话献给正在与新冠病毒“作战”的美丽、勇敢而坚韧的女性们。

2020年这场目前累计8万多人感染的新冠病毒疫情，把诸多中国女性推向“疫线战场”，她们如春雨滋润心田，如繁星点亮夜空。

3月3日，《中国摄影报》一版刊出一幅73岁的李兰娟院士慈祥微笑的肖像，带着口罩印痕的她从重症隔离区向我们走来。这张肖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李兰娟院士一个人，更是成千上万抗击疫情女性美丽、善良、慈祥、爱意、坚定和勇气的象征。她们中有科研人员、医生、护士、警察、战士、保洁员、媒体人，更有为数不多的在镜头后见证这场战“疫”的女摄影记者和女性摄影师们。

2月20日，7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走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红区”重症监护室，检查8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病情。出来后脱掉防护装备，李兰娟面部的压痕清晰可见。她说，进入“红区”查房、面对面交流是增加患者信心的一种方式。“这也有利于我直接了解他们的情况，更好地与同事们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安源/摄)

在重大事件和灾难中，勇敢、肩负社会责任的女性媒体人的身影总是会出现在新闻现场，她们必须接近现场，才能拍到感人至深的影像。

作为上世纪90年代新华社的女性摄影记者，当年我时常会与同行议论一个话题——男女摄影记者平等问题。在争取重大新闻事件或灾难性的新闻现场采访机会时，经常遇到“怜香惜玉”的领导，为保护女性的身心，把我们留在编辑部看家。因为摄影需要更接近现场，有时意味着更接近危险。那时我们心存感激，也留有遗憾。作为女性摄影人，我们一直只有一个信念：有新闻的地方就应该有我们。

有时女性要为一个“危险”的报道，做出更多的努力。今天，有更多的女性摄影记者和摄影人，践行着媒体人和摄影人的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初心使命。

记得17年前“非典”疫情的时候，各媒体派去一线采访报道的女摄影记者凤毛麟角。中国青年报的郑萍萍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25岁，当时是中新社的摄影记者，风华正茂的小姑娘。她形容自己当时面对“非典”疫情的心情除了茫然和恐慌，还有帮不上忙的内疚。我理解这种内疚是新闻摄影人的责任感使然。在防控中心采访，穿戴上防护服后，她增添了信心，终于壮胆写了去“非典”定点医院的申请，成为进入隔离区的少数女摄影记者之一，在医院与医生护士共同度过了21天。那次的采访对她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在后来的媒体生涯中，她开始思考问题，而不只是局限于报道——这就是她长达十年关注“非典”后遗症被遗忘人群的原因。

2003年5月，北京胸科医院非典病区，即将返回清洁区的医生在过渡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脱下防护服。

(郑萍萍/摄)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法制日报美术摄影部主任居杨，当年在“非典”期间也是进入医院隔离区的女摄影记者之一。她回忆当时在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一段采访经历，仍被感动着：“有一名28岁的女军医，在救治‘非典’患者时被病毒感染。为了救她，丈夫坚持到病房里陪伴照顾妻子，但是最终这名年轻的女军医还是没能救过来，不幸牺牲。后来在隔离病房里，她丈夫表情平静地告诉我，他为自己的妻子感到骄傲。他把夫妻俩合影摆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说这样就不觉得孤单了。在那个瞬间按下快门，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对平凡的英雄和真正的幸福有了更深理解。”

2003年5月7日，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军区李晓红的丈夫刘会昭将他们二人的照片摆放在鲜花旁，28岁的李晓红在救治“非典”患者时被感染，后不幸牺牲。(居杨/摄)

17年后，新冠病毒疫情和“非典”不同，我们面对累计8万余人的感染，数倍于“非典”的死亡人数，以及复杂棘手的疫情。之前我问早期进入医院隔离区的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部主任程敏，是否可以去方舱医院拍些照片给我们。他说：“姐啊，那里人多毒性大，领导没放我们去，再等等吧。”问完了我有点后悔，补了句“安全第一”。巨大的感染风险让各大媒体在派出摄影记者时都小心翼翼，特别是派遣女摄影记者。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女摄影记者从武汉疫情一线，从医院隔离区传回来的让人感动的现场影像。

中国青年报年轻的女摄影记者李峥苨已经两次进入武汉，1月21到22日最危险的那几天，她拍摄了发热门诊排队的病人照片。1月28日她再次出征武汉，到今天一个多月了，仍在武汉坚守，她的火神山医院摄影报道细腻而感人。后来，她写了一段话给我：“在武汉百步亭社区采访时，一位老年居民看到我的相机，凑上来问：你这个机器，是用来查病毒的吗？您看这里有病毒吗？相机镜头拍不到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引发广泛讨论、推动事件发展的图像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手机、监控摄像头等设备拍摄的影像，矫饰失去意义，人们总会找到最刺痛他们的那一帧。在这样的时刻，按下快门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让我思考良多，在这样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女性在心理上确实更加敏感。现在已经是中国青年报视觉融媒主编的郑萍萍，在经历重大灾难事件后，以她切身的经历，给了这次去疫情前方采访的女摄影记者建议：在保证安全的同时，照顾好自己的心理，作为灾难首当其冲的经历者，也同样需要合理疏导、宣泄自己的情绪。建议年轻的女摄影师们也许可以跳出自己所见的局部，从更多维度去理解整个事件的进展。

这让我想起著名的女摄影家多萝西娅·兰格说过的一句话：相机是一个教具，教给人们在没有相机时如何看世界。

和年轻的李峥苨不同，长江日报的女摄影记者高宝燕是个性格开朗的新闻摄影“老兵”。“非典”的时候也曾拍摄黄冈市首例“非典”病人，并在2006年跟随报道武汉病毒所科学家去神农架钻山洞爬山崖，拍摄寻找病毒样本。她自己也没想到，与“非典”病毒同源的新冠病毒袭击了她居住的城市，让她再次冲在采访一线。当你看到她拍摄的戴口罩的医护人员骑行在封城后空荡荡的街道的影像时，就好像看到了高宝燕的身影。她在描述封城后的经历时说，她没有休息过，每天在武汉街头、长江大桥、解放路、楚河汉街……这些武汉标志性区域记录着江城人在遭遇重大疫情后的生活状态。她觉得这是一个新闻摄影人义不容辞的担当和责任。别看她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在问起女性摄影人采访的优势和劣势时，她说的很风趣：想追救护车的时候，体力跟不上，有些无奈。她一直申请去医院重症病房，当她2月6日被批准进入协和医院重症病房拍摄采访时，让她紧张的，不是惧怕病毒，而是套上层层防护服进入重症区的她能否更好地记录医务工作者和病魔奋战的场景。但是她做到了，那个抚慰病人的白衣天使的手，让我们久久凝视，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变成了救助和希望的永恒。

在微信里与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孝感日报摄影记者晏美华联系的时候，完全被她急速的语气和忙碌的状态感染，她奔走于孝感的社区、乡村，记录着孝感全方位的抗疫影像故事。

和17年前的“非典”报道不同，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影像还有更多来自非媒体的女性摄影人。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当过兵、在交通战线工作的黄蕾是个有“男子气”的女摄影人，连续数天在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以至于医院落成那天，她自己病倒了，但她拍摄的火神山建设过程的影像一直在各大媒体中广泛传播。

胡翠兰是潜江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副主任，她在救助病人之余拍摄了大量的感人照片。胡主任也是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平时爱拍些身边的人。她说这次疫情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太多，总是忍不住想去拍摄。作为医生兼摄影人的她觉得，再伟大的人和事，没有人去记录和传播，都不会有力量。

尽管有文学，有音乐，现在还有视频，但摄影是唯一让时间驻留的方式。凝视她们的作品，在黎明来临之前，三八妇女节，让我们一起，赞美女性。

(作者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协纪实摄影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摄影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