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一刹那的生命危急

　　
　　来到牛儿庄矿，我们被分配到第一采煤区，区长王志平、支书刘振喜，副区长张海平、王起朝、付庆彦、付喜的。后来刘振喜调到新独立的小屯矿任党委书记，支书换成陈九斤，副支书申进功，团支书张玉山。我们的班长李福生、副班长张树新。区长王志平是个小个子，作风很硬，性格刚毅暴躁。副区长王起朝身材瘦小低矮，在工作面爬上爬下非常利索。副区长张海平个子高高的，胖胖的，性格很温和，总是笑容满面。付庆彦是个文化人，后来到学校当了中学老师。付喜的是个老实厚道的八级工，为人和气，性格温和。他们讲，日本人在的时候，从工作面往外运煤都是靠人工拉小车，每人肩上挂一个绳套，身后拉一个带轱辘的小车，从狭窄的煤洞子里面往外拉煤，日本人的监工举着鞭子跟在屁股后面，看谁走得慢上去就是一鞭子，几乎每天都有矿工死去。矿长房四喜等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党委书记张立德也是工人出身，讲话很有水平。他们说能活到解放是九死一生，对新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对职工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容不得半点儿偷懒。他们都是矿上少有的八级工，张海平是六级工。在当时每月开100多块钱，算是最多了，矿长也没他们挣得多。我们新工人刚上班，一律是三级工，三年以后才长成四级工，一个月54.36元。
　　来到牛儿庄矿第二天，矿上安排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集中培训，给我们讲课的是技术员潘正义，南方人，戴一副近视眼镜。培训结束我们就下井了。
　　由于在孙庄矿下过两天井，所以这次下井没有那么紧张和惊喜。但是，当来到采煤工作面的时候，心里还是很纠结。当时的采煤工作面用的全部是摩擦支架，靠坷垃帮一侧是三排点柱，中间是两条过道，一条是外面一排人行道，一条是里面的一排放支架。那时候，还不讲标准化，点柱歪歪扭扭。头一天上班，我和赵麦田、孟运海一块儿在坷垃帮撩活煤，就是割煤机割煤时溢到溜子外面的煤。我们三个年龄都是16岁，班长就照顾我们撩活煤。一天，我们三个正在一个落差一米高的断层下面撩活煤，听到一阵嗡嗡的声音还有一股黑色的烟雾，就问老师傅这是什么声音。老师傅告诉我说那是割煤机叫康拜因。因为是新工人刚上班才几天，没有见过康拜因，感觉很新鲜。就从一排排的点柱间隙往断层下面看，只见一个风筝一样的轮子咬在厚厚的煤层里面，然后像雪崩一样的煤炭顺着割煤机下方的溜子哗哗地流着，那场面很是壮观。因为是第一次看见，加之不懂潜在的危险，就一直在那儿呆呆地看。只是割煤机快要到身边的时候，飞扬的煤尘使人感到窒息，这时我们才抽身躲到身后的坷垃帮。说时迟那是快，就在我们刚刚撤回坷垃帮身子还没站稳的时候，就得轰隆嘎巴一声炸响，大约有两米长、一米宽、50公分厚的一块巨石，擦着我的头灯重重地砸了断层下面的空地上。在工作面掀起了一股黑色的烟尘，久久没有散去。这时割煤机、电溜子同时戛然而止。老工人喊着冒顶了！冒顶了！一类我当时听不懂的话。不多时，从工作面下方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几个跟班的区长、班长，上来先问伤人了没有，大家说没伤着，他们的心情才平静下来。我们的副班长张树新用手撩着身上的工作服一边扇着风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当时我却不知道害怕，只觉着好玩儿。

组织理论学习小组

　　
　　1972到1976年，正是文革后期。在此之前，工人群众被人为地划分成两大派，大街上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相互攻击谩骂，都打着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旗子，批评对方是保皇派或是反革命。
　　那时候，我们下了班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学习《人民日报》上梁效的文章，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回击右倾翻案风》。因为我喜欢学习，有时候开会我们的支书陈九斤就让我替他给大家读报，就读这些大块的大批判文章。记得有一次，支书找到我给我一张《人民日报》，说你今天不要下坑了，这篇文章很重要你先熟悉一遍，等到开会的时候你就给大家读，因为要给大家读报，那天我没有下坑，挣了个俏工。后来经常找我给大家读报，因此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当时车间宣传员和团支书张玉山，还经常鼓励我为矿广播站写宣传稿，实际就是好人好事，只要走在路上听到广播员广播我的稿子，我就会站在喇叭下面听完再走，那种自我欣赏的感觉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当时矿工会的播音员叫郭凤琴，因为长得脸蛋圆圆的，很像当时朝鲜电影里面一个叫六百公分的女主角，所以大家就叫她六百公分。我后来能到报社当记者、到工会当秘书与那时候的学习锻炼是分不开的。后来，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矿上又要在工人中组织理论骨干，我被推选为车间理论骨干。经常去矿党委宣传部找报纸要书看。还给我在北京当兵的同学写信，他用他的津贴给我寄来了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似懂非懂地天天看，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党委副书记李廷安、刘新佳部长、赵学让副部长、通信干事陈毅斌都很喜欢我。一次，宣传部给我安排一个任务，宣讲儒法斗争史将相和的故事，让我一周时间把词背会并用普通话演讲。我拿到材料之后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词背了下来，接着就是用普通话宣讲和表演，接连排了两三天，接到通知要到矿务局机关会议室进行宣讲。一天早晨，宣传部副部长赵学让和我一块儿坐矿长的吉普车到矿务局机关二楼会议室，会议室坐满了人，我们几个从基层抽调上来做宣讲的坐在前排。不一会儿，主持人点我的名字，随后，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推上了前台，看着眼前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虽然有点儿胆怯，但没有慌乱，绘声绘色地把故事讲完了，接下来又是一阵掌声。在回来的路上，赵学让部长一个劲夸我为矿上争了光。
　　后来，矿上还派我到邯郸市委党校培训两个月，一块儿去学习的有叶增、张国华、安光辉等。那年我20岁。学习期间，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的安光辉，对我很好。当时一块儿学习的还有邯郸棉纺厂的一名女孩高丽华，安光辉就给我们撮合，想成全我们。20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分别时连个地址和电话都没留，时间一长就淡忘了。
　　因为是在运动期间，政治挂帅，政治高于一切，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都跟政治有关。有一年的冬天，天气十分寒冷，井下因地质条件变化影响生产，产量很低。我们的区长王志平很是着急。一天在班前会上布置任务，动员大家多出煤。说，同志们，现在是冬天，天寒地冻，毛主席住在北京很冷。他老人家点名要我们峰峰的煤取暖。大家说我们该不该多出煤？话音刚落，就有人喊口号，多出煤出好煤，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现在听起来大家可能感到好笑，但那时候大家都被这样一种淳朴的无产阶级感情感动了。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4月朱德去世，7月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去世。矿上在职工俱乐部设立了灵堂，各单位组织职工排着长长的队伍举行悼念活动，一系列的不幸事件给全国人民的心蒙上了阴影。唐山地震期间，我们集体住在马路上搭建的帐篷里，大街上广播里到处喊的口号是地大震人大干。当时好多上年纪的老工人都吓得不敢上班下井。我的一个工友贾国营给车间写请战书，鼓动我们下井创高产。请战书的大概意思是，地大震人大干，我们是英雄的共青团员。全国上下在一片政治氛围中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一些年纪较小的青年工人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天天在井下闹高产，感到很是自豪。

见异思迁

　　
　　在随后的日子里，文革期间的政治喧嚣渐渐平息，华国锋、叶剑英等联手粉碎四人帮，开始抓纲治国。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复出，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两个凡是，华国锋下台。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接着便是改革开放。体现在我们这些采煤工身上就是天天闹高产，出大力流大汗，多出煤出好煤。8小时工作制，实际每天工作12～14小时，煤矿工人叫做落点。比如上早班，早上6点到下午14点，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吃饭、换衣服下井、坐罐车到工作面，当班完成任务后一般要到下午4点才能升坑。升坑洗澡吃饭过后就是开会，一般开到晚上6点。一天天就是这样轮回。所以说煤矿工人的生活非常单调枯燥，每天见面都是清一色的单身汉，相互打招呼都是叫外号，比如蒙古牛蚂蚱司令肉头等等，还有好多都忘记了。蒙古牛实际是说某人笨得像蒙古牛一样。
　　闲暇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听房。谁的家属来了，就像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为男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好多乐趣。晚上总有一伙子人挤在人家窗户下面或门子外面，从缝隙往里看，整夜整夜不睡觉。然后听人家说点儿啥第二天就取笑逗乐。有一名家住磁县的工人，长年不回家。一天，媳妇从老家来看他，他却要上夜班。媳妇拦着不让走。正好班长路过，就照顾他上早班。晚上夫妻就寝，媳妇问他说这比上班好不好啊？这位老兄平时说话有点儿结巴，媳妇一问，连忙说好、好、好。第二天大家一见面就逗他说，这比上班好不好啊？媳妇听见了捂着脸跑开了。还有就是进错门。有的家属不常来，职工宿舍又都是一样的门，只是门牌号的区别。一天晚上，家属晚上去厕所回来，记不清哪是丈夫的宿舍，看到一间宿舍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掀开被窝就睡。正在睡觉的这位，迷迷糊糊被窝里钻进一个女人，热乎乎光溜溜的，面对送上门来的诱惑，一时情急，饥不择食，将错就错，成为这女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在井下，班中闲暇时分也是矿工性文化活跃之际，比如处理机电事故期间就是黑哥们耍嘴皮子的好机会。每到这时，班长、区长、机电工跑上跑下忙着处理事故，我们这些采煤工就聚在一起闲聊，三句话不离男人女人，都是一些荤段子。还有就是猜拳，也叫划拳。好多伙计都会划拳，哥俩好啊三星照啊，五魁首啊七巧枚呀，朗朗上口，很有节奏。输了的升坑买肉吃算是请客。
　　一般情况下在班上都累得够呛，每班推两排帮，撩十几吨的煤，打两排点柱，放两排顶。每班撩的煤堆起来像一座山。所谓放顶就是把最里面的一排点柱卸下来，任顶板自由冒落，减轻顶板压力。一般来说，放顶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老工人拿锤子一敲就知道这根点柱有多大劲（指点柱承载的压力），劲大的点柱咚咚一敲整个顶板就一个音，说明这根点柱支撑顶板的压力大，不是轻易就能放下来的。有时候一根点柱埋进底板根本拔不出，需要回柱机才能拉得动。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万万不能着急的，必须根据顶板的压力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才能保证安全。一天，我的一个老乡刚刚提了副区长，第一天跟班，上早班第一个来到工作面，看到夜班两名工人还没有下班。便问咋回事。说一根点柱放不下来。我们的这位老乡上去二话没说，把人推开，上去一锤，咣当，随着一股风过后，顶板冒落，我们老乡被压在了几块大石头底下，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当时因为年纪小，所以我们班长就经常照顾我为割煤机放线和盘线。因为割煤机要在工作面上下沿溜子走着割煤，机尾后面拖着一根直径五公分粗的电缆，割煤机上行的时候要把电缆盘起来，下行的时候要把电缆放下来，在割煤机下行的时候放线比较轻松，但要操心溜子里面的砟块。因为割煤机骑在溜子边上，就像小汽车的底盘一样只有十公分的高度，超过这个高度就过不去，严重时有可能就把割煤机掀翻或者掉道。记得那天割煤机下行割煤，煤帮底板向里倾斜，于是割煤机机身也向煤帮倾斜，以至于吃进煤帮倒不回来，这时我正在机尾放线，伸着头在机尾往后看溜子里面有没有砟块。这时整个机身一个震动向煤帮翻了过去，机尾呼的一下翘到了顶板，我赶紧往外缩头，安全帽被挤在上面怎么也拽不下来。真是万幸，如果割煤机挤得再狠一点儿，我的头就有可能像西瓜一样给挤成稀巴烂。
　　在当采煤工的岁月里经历了好多这样的一刹那，都是因为命大才躲过去的。比如上班的时候踩溜子，在溜子上跑，这样走的快一些。有的伙计就是因为踩溜子把脚脖子挤到刮板底下，还有坐在溜子里面打瞌睡被拉到煤仓被埋闷死的。因为太劳累了，总想找个窍门。那时候抓三违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所以那时候的事故也很多。机电事故、顶板事故、透水事故经常不断。一次，一个掘进头挖通了奥灰水，整个矿井几个小时就被淹了，全矿所有职工都在井下背沙袋堵水，好几百人像长龙一样趟着膝盖深的水来来往往24小时不间断的运送沙袋，一连好几天大会战，才把水堵上了。还有一次，一个工作面大冒顶，多人被埋，死了好几个。因此更增加了我心里的恐惧感，认为井下就是人间地狱。从那时起，我的情绪开始低落，一心想着找关系调动工作。但是苦于没有关系，仍旧年复一年在井下熬。看着自己的青春就这样耗费，想死的念头都有。一天去薛村矿看望父亲，给父亲耍小孩子脾气。回来的时候躺在火车道的铁轨上看天上的云彩，不一会儿过来一位骑车下班的老工人喊我，问我干啥躺在铁轨上，有啥心事。我这才站起身来沿着铁轨往回走。父亲虽说心疼我但是没有关系也是白搭。后来，父亲为了给我调工作，来矿上找工资科长几次，也找了我们的区长和支书，大都是当面说得好听，过后啥事没有。后来听说外单位一个跟我一样当采煤的哥们儿，为了调工作，不惜用钳子把自己的食指剪掉，让人痛彻心扉。于是我也想效仿那个哥们儿用锤子砸自己的手指，但是终究怕疼没有下定决心。
　　后来，老天爷像猜透了我的心思，真的给我来了一家伙，不过不是手指而是脚趾。一天，我和师傅分段分到一个中间巷也叫也叫运料巷，是在工作面中间与溜子道一个走向，有帮助通风运料以及遇到危险方便人员撤离的一个通道。因为这里是在工作面中间，跟工作面相交成为一个三岔口的样子，因此空顶面积大，顶板下沉压力也大，很不好干活。记得那天上的是早班，因为这个地方顶板压力大，垂直高度很低，割煤机不能通过，这里的煤就需要放炮开采。一次放炮过后，师傅和我第一项任务就是在煤帮挖坑找底打临时点柱，防止顶板冒落。因为太低站不起来，只能弯着腰先用镐把活煤攉到溜子里。我左脚踩在溜子外边，右脚跨过溜子踩在靠煤帮的溜子边上，两只手拿镐向溜子里面刨煤。就在这时，从工作面上方顺溜子带下来一块直径大约一米的片砟，擦着溜子边就过来了。因为我正跨在溜子边上刨煤，没有看见上面下来的这块片砟，只感到左脚像火烧了一下那样，我尖叫一声，不由自主的趴到了溜子上，顺着溜子拖了好几米，溜子才停住。我满脸是汗坐在溜子里面，等来人帮我把靴子脱掉之后，里面的血把整个鞋子都灌满了。我们班长一看两个脚趾头没了，赶紧又把靴子倒下来找到两个脚趾，从我身上撕下一个布条给裹了起来，升坑坐救护车到总医院进行了缝合。现在虽然两个脚趾保住了，但却成了死关节，行走很不方便。后来回到牛儿庄矿住院，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一个小伙子右腿骨折，跟我住在一个病房。我们俩人都喜欢唱豫剧，喜欢唱《朝阳沟》，就在病房扯着嗓子唱，上午查完房输完液我们俩就拄着双拐在院子里唱。护士长张秀萍高兴地说这俩小伙子唱得真好。和我一块儿住院的那个小伙子叫郭兰阶，老家山东人，现在是新屯矿矿长。后来见过几次面，对我很是热情。
　　从此，我告别了梦魇一样的采煤工生活，一年后，1978年调整工作到运输区副井口当把钩工，1979年矿上职工子弟学校招聘老师，我有幸被录取，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彻底告别了煤矿井下。
　　
　　(作者单位：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孙庄采矿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