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2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科幻小说处于黄金时代》的文章，作者拉维·蒂达尔。全文如下：

2000年，我在成都参加了由《科幻世界》杂志组织的科幻作家年度会议，每天的议程都必然由中国官员代表发表的长篇讲话开启。与会的许多作家都很年轻，宾馆也很朴素，大家一杯又一杯地喝着茶。

尽管历史已有百年，但在当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在西方鲜有人知。然而，15年后，当时参会的一位作家——名叫刘慈欣的计算机工程师，此时距他出版个人首部长篇小说还有两年——凭借小说《三体》(由刘宇昆翻译)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当我从中蒙边境坐夜车抵达北京时，我还是一个留着长发的背包客。作为科幻作家，我想知道中国的科幻圈中能有些什么。我在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网络上能找到的只有吴岩教授的邮箱地址。他当时正在教授中国唯一有关科幻小说的大学课程，主要内容与阿瑟·查尔斯·克拉克和艾萨克·阿西莫夫有关。这门课程对我而言似乎有些过时，不过这倒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吴岩比他的教材要高明得多，并且他谁都认识。在之后的一些年中，我有幸亲眼见证了中国科幻小说进入主流英语世界的过程。我也有幸能够尽到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科幻小说的首个英译本。

纵观中国科幻小说史，撼动中国其他领域的政治力量同样也对科幻小说造成了影响。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外国科幻小说(主要是儒勒·凡尔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最初译自日语)开始在中国出现。在接下来几十年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中国几乎没有本国的科幻小说出版。就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而言，在西方最出名的可能要属老舍的《猫城记》(1932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人类宇航员在火星上紧急降落并遇到生活在那里长得像猫的外星人的故事，讽刺了旧中国正在消亡的社会秩序。

1949年共产党时代的开启使得中国开始大量翻译苏联科幻小说，有“俄罗斯儒勒·凡尔纳”之称的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的作品特别受欢迎。共产党时代的开启也使得人们开始致力于创作一种能够在追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推动科学发展并促进科学成就达成的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中的大多数都是为儿童创作的，但其中仍然充满了政治内容。

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的作家郑文光为儿童创作过很多科幻小说，也写过一些广受欢迎的非小说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文光受了很多苦。曾在北京天文台做过研究员的郑文光写道：“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农村。我成了农民，忙着种水稻，喂牲口。”

我的老朋友吴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一个孩子，但在这一时期他对科幻小说的热爱就已经开始涌现。他回忆道，当时书都被禁了，只能偷偷地跟人交换，偷偷地读。

邓小平在1978年掌握了大权。他扭转了他的前任的经济政策，开启了一段快速发展并且与西方关系得到改善的新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且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述的推动下，科幻小说之花得以再次绽放。到上世纪末，中国科幻小说开始进入黄金时代。

著名科幻作家、雨果奖得主刘慈欣在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仪式前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