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时，正如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战在日前于上海举行的“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上所言，首先想到的是西安、敦煌、新疆，谈到海上丝绸之路，会想到泉州、广州、宁波这些地方。“但如果联系到丝绸之路上运的是丝绸、茶叶、瓷器之类的物品，我们就会想到，它们都源自于江南，源自于长三角。而且景德镇、湖州、杭州这三个主要产地之间的间隔距离不超过100公里。”

王战之所以追根溯源，是要提请人们注意谈论“丝绸之路”时，不宜忽略中国运河文化的重要影响。王战表示，中国的大运河自隋唐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它原先的用途，主要是把南方的物产，如粮食、盐之类，运到北方皇朝所在地，比如说北京、洛阳、开封这些地方去。“但不能不注意到，这其中就包含了我们向国外输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

正因为此，王战表示，运河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丝绸之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在中国大规模的海运还没有开始以前，实际上是中国的大运河沟通了中国南北的贸易。“所以，在讨论‘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时，我们很有必要给中国的运河文化以非常重要的关注。”而换个角度看，理解运河文化，也正是走近源初意义上的文化江南的题中应有之义。

“和”文化使江南成了丝绸之路的原产地

需要厘清的问题是，为何是江南地区提供了丝绸之路上运输的物产?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江南独特的气候条件，还有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王战谈到一个很奇怪的文化现象。他说，蒙古族是一个草原民族，但蒙古人穿的蒙古袍全部是用丝绸做的。“这看似不太好理解，实际上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运河的运输要比骆驼的运输便宜得多，所以使江南以外的地区也能分享。”

在王战看来，气候、经济，无疑是重要的方面，但江南地区能提供丰富的物产，实际上和江南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事实是，在唐宋以前，中国最富裕的地方是中原地区，唐朝到宋朝期间，两次大的移民，使得中原很多人都迁移到江南地区，这就造成了江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第一个差异。“它是移民文化，大量的人移过来，比如说杭州人的祖先，大部分是河南人。而移民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从现代经济角度看，某种意义上是移民社会造就了市场经济，这至少可以解释有了大运河后，为什么独富了江南。”

当然，移民并不是必然造就市场经济。以王战的理解，移民移到了江南以后，如果他们老是打架，相互不服气，那经济也发展不起来。而江南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与江南的文化本质有很大的关系，而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文化，这首先得益于中国文化本身有“和而不同”的元素。王战表示，如果把中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在中世纪以前乃至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是神权文化大于皇权文化，但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王权文化，甚至是比较开明的王权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排斥外来的商人到中国做生意。实际上在丝绸之路上，更多的是来自阿拉伯的商人、犹太的商人、欧洲的商人、中亚、西亚的商人。因为中国的宗教不像西方宗教有排他性，它是入世的，世俗的，是多元神，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去信仰一个宗教，相互之间是能够和谐相处的。如果说中国的宗教是排他的，那这个文化因素可能使丝绸之路无法延续一千年。”

毫无疑问，中国大的文化背景，为江南文化的形成准备了重要前提。但具体到江南，之所以形成“和”文化，在王战看来，也有其特殊原因。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以后，更世俗了，和农耕社会结合得更紧了。“中国的儒释道，在中原的时候，是各信各的，但到了江南以后，三者高度融合了，比如说禅宗就吸纳了三种宗教文化的一些优良成分。”

以王战的理解，这样的融合对江南文化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道教帮助江南人解决了人与自然怎么和谐相处的问题。“道家文化，根据日本的学者研究，是一种水稻文明。道教很讲究风水，道观所在地一定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有水可以长水稻。而儒教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的纵坐标，又有一套仁义礼智信的横坐标。但江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把君君臣臣这一块弱化了。因为，中国的皇帝基本上都住在北面，只是南宋的时候在杭州待了159年，然后元朝、明朝又回到北方去了。但到了江南后的孔子后裔不愿意回北方去，他们留在江南民间讲学，于是在江南就有了480个书院。这以后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所谓士大夫80%出在江南，由此，江南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高地，它和孔学有关系，又和中国江南的经济紧密结合了，和大运河的商业联系起来了。”

这样一种联系，在王战看来，解决了人和人之间、村庄和村庄之间、家属和家属之间，怎么友好相处的问题。“所以，我说江南文化的儒学已经不是唐代以前中原的儒学，它已经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可以归纳为“信、义、仁、智、礼”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颠倒?因为大运河的商业文化，做生意有时候是远距离的，比如说徽商和京商之间，一船货过去，我们相互之间要付钱，如果没有信用的话，可能这个生意就长久不了。”

由此，如果说道教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王战认为，儒教就解决了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问题，然后佛教，也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解决了人的内心生死苦乐怎么对待的问题。“有了这三个因素，移民得以在江南很安心地去劳动，很勤奋地去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是气候，也不只是经济原因，而是江南的这种‘和’文化，使得江南成了丝绸之路的原产地。”

中国南北方文化在运河上碰撞，形成了思想火花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宗教观、社会伦理观的变化，在王战看来，又使得江南文化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地方，就是人生价值观的变化。

王战表示，放眼中国古代，一个年轻人在中原地区，首先会有当官考状元的梦想。因为中国没有世袭制度，可以考状元，当官就成了第一目标。当不了官干什么?可以当农民。除此之外，也可以选择做个手工业者，而经商往往是最后的选择。“所以在中原文化当中，经商办企业被看成是很低贱的工作。但是在江南文化当中，由于大运河给很多人带来了机会，商业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于是就有了江南人第一选择是当官考状元，考不了状元，就想到经商办企业去了。”

而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也带来了文化的繁盛。以王战的观察，中国文化能从原来的地域文化，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甚至带有国际范的文化，就是在大运河上形成的。“比如，中国的戏剧本来是地域性的，但有了大运河以后，从天津的相声、河北的梆子、山东的快书，一直到江南的评弹、越剧，都串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运河运输的时候速度很慢，往往要花两三个星期，晚上干什么呢?最重要的节目就是听戏。”为了研究上海世博会，王战看了两本关于大运河的书，从书里他了解到，在大运河上的戏曲曾经繁荣到什么程度?“中国昆曲600年，有200年很繁荣，有一次破纪录的，在苏州的虎丘昆曲《长生殿》这个本子唱了三天三夜，我想，可以和意大利的歌剧媲美了。”

在王战看来，不只是戏剧，明清小说也可以说是人们在运河边上“聊”出来的。“和‘一带一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西游记》。《西游记》写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它的作者吴承恩不是西安人，而是淮安人，他就住在大运河上，他写的花果山也在连云港。实际上，中国另外三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作者也住在扬州和淮安之间。为什么?因为，中国南北方文化，在运河上碰撞，形成了很多思想火花。因此，我觉得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当中，应该把大运河看作往西域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一个过渡。”

海派文化是对江南文化的丰富和拓展

某种意义上，海派文化是对江南文化的丰富和拓展。王战表示，因为“一带一路”，是面向21世纪的“一带一路”。它的交汇点就在上海。“上海从南、北两个方向，和丝绸之路连在一起，今后甚至还可以和北极航线连在一起。因此，上海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结合部。”

海派文化本身，亦如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段炼所说，有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段炼看来，海派文化更可以说发端于吴越文化，上海也并非是一座由小渔村演变过来的年轻的城市，而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从太仓一直到金山那里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6000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我们知道，最早的上海市民是从浙北和苏南迁徙过来，他们从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了十分发达的文明，到了良渚文化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最近发掘的广富林文化，就是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上海本土文化的证明，这个时期，北方文化因素占据了主导。之后又有了一个马桥文化，它和广富林文化正好相反，主体文化来自南方地区，但在发展中吸收了北方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海派文化并非简单的杂糅体系，而是如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蔡丰明所说，植根于中华传统，融汇吴越文化等精华，吸收了一定的西方文化的因素，而创立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蔡丰明表示，从民俗的角度来说，海派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时尚、洋派、重商、精明的特点。“所谓开放，就是反传统。上海的民俗是比较反传统的。中国最早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但在上海，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就提倡不要彩礼，没有父母之命的文明结婚，是非常大的突破，后来又推出集团结婚，也就是现在的集体婚礼，在当时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而所谓包容，也就是兼容并蓄。在蔡丰明看来，这种兼容并蓄，实际上反映了上海人对于各种异质文化的认同，而不是排斥。对于那些来自外地、外国的文化，上海人往往是欣然接受的。“上海荟萃了全国各个地方的饮食，上海的方言也是融合了各种方言成分，比如说本地话、宁波话、苏北话等等，它是一种组合体。上海大世界就是融合了各种文化艺术的，一个综艺娱乐的代表。以前有一句话说，‘不到大世界，不算到上海’。为什么?因为大世界中融合了很多市民群体最喜欢的综艺节目。至于海派民俗怎么时尚，怎么重商，就不用说了。上海是商业之地，像经商、摊贩、叫卖、大拍卖等等，很多商业习俗都可谓开风气之先。”

当然，只有回到中华文化传统的脉络里，才有可能对海派文化有准确的理解。蔡丰明举例表示，上海人通常被认为是“精明而不高明”，说是上海人精明在小地方，却往往是因小失大。但实际上，上海人的精明，恰恰是现代契约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上海人认为，只有在什么问题上都讲得非常清楚，才能方便妥善地解决和处理事情。”

以蔡丰明的理解，所谓崇洋媚外也是很多人对上海人的一种误读。实际的情况是，上海人虽然崇洋，但不媚外。“上海人所谓的崇洋，崇尚的是一种现代文明，而海派文化，也恰恰是上海人在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消化传统，并不断创新，从而融合而成的一种文化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只有回到中华文化传统的脉络里，才能深入理解海派文化，并理解源初意义上的文化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