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吕途告别了在欧洲的生活来到北京，她把这称为她“第四辈子”：此后近十年，她访谈了上百名相熟或陌生的打工者，开办并参与了八年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还建设了34亩的“同心桃园”社会经济组织，与此同时，记录和探讨打工者生活、文化与命运“中国新工人”三部曲陆续写成，对吕途来说，她的“一生走了这么久，经历了这么多，好像都是为了这第四辈子做准备”。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图书封面

今年11月，三部曲最后一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终于出版。相比起此前《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两部作品，《女工传记》一书果断而令人惊讶地切除了理论探讨与材料分析的环节，而选择直接呈现每位工人的生命故事。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理解吕途的用意：多年来，她的生活和命运与“新工人”这个标记下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日益紧密地绑结在一起，这些与她分享自己生命故事的人，早已不能被干瘪地划分到某种可归类、可拆分或可数据化的“研究对象”，她的教学、研究或工作，也早已不再被设想为某种理论性、学究性并与鲜活的生命经验相分离的“科学调查”。在与工人对话和交心的过程中，原本仅仅被视为研究环节或方法的“生命故事”越发显现它自身的力量：吕途写道，这本书将“是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她期望通过生命故事的分享激发读者与书本中形形色色主人公的对话，也期望在生命故事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到生命力的闪烁火苗——那是一种对善良、公平、正义和尊严天性般的向往，也是新工人意识觉醒的希望印记。

12月16日，《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新书发售会在海淀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会议还邀请到活跃于皮村文学小组的张慧瑜、范雨素进行对谈。九野乐队主唱张玉(她的故事也收录在《女工传记》中)同样到场，与听众分享新工人文化歌曲。

吕途，1968年生于吉林长春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2008年开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

“三部曲”的历程：用生命去见证与创造

《迷失与崛起》：认清现实

2008年，在比利时开会的孙恒邀请吕途到工友之家机构工作，吕途吃惊地回复，“机构没有洗澡的地方啊，每天晚上不洗澡怎么睡觉啊?我也不想上皮村的厕所，太脏了。也许等十年以后吧”。然而，说着“十年后”的她几个月后便踏上了皮村的土地。

迎接她的自然是皮村糟糕的物质与生活条件：房屋破旧，居住空间狭小，冬天不得不生炉子烧煤取暖。这难以忍受的环境开始让她困惑：同样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其他工人为何能接受如此艰苦的条件?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指望?吕途采访了近150名工人对居住状态与未来发展的看法，结果发现：在被问到“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时，大部分人选择“回老家”，但在被问到“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却有近90%的人坚持“在城市打拼”。

打工者在这份调查中呈现出的“过客心态”深深触动了吕途：对他们来说，自己不过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而支撑他们忍受困苦的是那个遥远的、可以回得去的家。一方面，她为这种“过客心态”忧虑——这种心态，让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压迫更易选择逆来顺受，也让他们放弃去争取很多本应获得的权利;另一方面，她对这种心态背后的愿望产生了怀疑——在农村普遍衰败的今天，真的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吗?

对吕途来说，“中国新工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一部“认清现实”之作：这些城市内的匆匆过客，到底面临怎样的现实?她结合既有研究数据，试图通过微观的工友的生命故事总结出的社会宏观的结构样貌，而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种普遍的迷失：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以及迷失在城乡之间的工人群体。

《文化与命运》：认识自己

事实上，在第一部《迷失与崛起》撰写的大部分时间中，吕途都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在一次苏州的读书会讨论中，面对吕途对工厂或资本制度的种种批评，工友们却显现出极大的困惑：“我觉得社会很公平啊”，“哪怕不公平，至少也合理吧”，“哪怕有些不合理，至少很正常啊”。这些“公平”“合理”“正常”让吕途感到，问题不仅仅是新工人本身面临的严峻状况，还有他们对这种状况的默认或不自知。更令她失落的是，大多数工人显然对自己目前枯燥难熬的打工生活是不满意的，但在被问及未来愿望时，他们往往表示“我不想打工，我想当老板”——对他们来说，改变命运，就是要成为那个剥削自己的人来剥削他人。新工人们臣服于资本的逻辑，他们一面受到资本的压迫，一面又将这种压迫内化并认同了，他们既难以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他人的命运。

这推动吕途去关注“文化”。什么是文化?我们来到“新工人三部曲”第二部的主题：文化与命运。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对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整体生活方式的体验。在吕途看来，只有通过分析统治工人生活与视野的文化本质——换言之，只有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希望或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发现其根本困境以找寻解放道路。

有趣的是，相比起《迷途与崛起》归纳式的研究方式，《文化与命运》却不急不缓地讲述起一个个故事来。在这本书中，吕途更进一步走进新工人的生命历程，开始关注他们曲折的经历与细腻的情感——她看到，工人在生活与工作中表现出躁动、不安、希望等“情感结构”并非无中生有，它们内嵌在工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中;也正是这些复杂感受让我们窥见文化在日常、在社会中的体现。吕途谈到，《文化与命运》一书的主题，便是通过回顾生命故事，展现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将人们牢牢抓住并加以内化的;在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它将矛头鲜明地指向资本文化，指向新工人对这种文化的内化及其思想价值观的断裂。

事实上，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吕途也曾到苏州的台资厂做过流水线的女工。这短暂的打工经历却给她带来深刻而黑暗的记忆。长时间的流水线工作让她感到“自己没有价值”，而工厂内盛行着当地工人对外地工人的欺凌，老工人对新工人的欺凌更让她感叹压迫内化的严重性。在一种极端压抑的气氛中，“我变得沉默，老实，难以看到任何改变的希望”。

那么出路究竟在何方?

《女工传记》：寻找出路

在《文化与命运》的写作过程中，吕途的信念越发清晰：擒获工人是资本的文化，资本和人/劳动者的对立正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主要矛盾;反抗和解放的希望需要在一种新的、属于新工人的文化中孕育，这意味着，我们将使文化成为“一种整体斗争的方式”，通过文化批判、文化实践来促进建立新工人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性。

吕途将三部曲最后一部《女工传记》视为“寻找出路”之作。这部作品特别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女工”：从50后到90后，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经历，她们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偏见，她们作为劳动者的生活，她们是否、又如何获得解放与新生。在书中，吕途不再给出任何理论分析或理论建议，而是纯粹地呈现生命故事。

1974年出生的辉兰。在听闻工厂一个被解雇的大学生曾逼着厂里把社保补齐才离开后，同样打算离开工厂的她也开始争取社保补缴。辉兰接连在工厂，劳动局，政府信访部分奔波，同时争取到了1200多名女工的签名与工厂谈判，“第一次和领导平起平坐地走进会议室”，让作为女工代表的辉兰前所未有地自豪。图为辉兰夫妇在出租屋阳台上一起做饭。(图片来源：《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1985年出生的段玉。她曾并不认为自己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性别歧视，但人生中两件事让她极大地体会到了女性的痛苦：一是被妈妈逼婚，二是生完孩子成为家庭主妇时。段玉说起自己对女权的理解：“女性受到束缚，也会给男性带来压迫。”如今但她通过乐队开始直接参加女工的活动，并在歌曲中倡导性别平等。

在吕途看来，文化的斗争是一个群体的斗争，也是每一个个体的斗争，是每一个个体在自身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互动下，看清现实并找到自己的斗争。从《迷失与崛起》《文化与命运》到《女工传记》，她越来越倾向靠近个体，并传递生命本身的力量，“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个体的生命经验有时单薄、无助，却依然包含哪怕是一瞬间改变与抗争的希望，吕途想要展现的，正是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孕育的女工们的力量，是在这些个体生命经验的汇集之中，女工群体坚韧的精神面貌。

对谈：工人无力吗?工人会觉醒吗?

在对谈环节，范雨素、张慧瑜就本书和新工人文化与吕途展开了探讨。张慧瑜首先肯定了这本书对普通人、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他同时指出，相比起成为某个群体的代言人，吕途更像一位倾听者和对话者。作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张慧瑜分享了自己在鼓励并阅读小组成员书写的自己故事的感受：在典型的左翼文化书写方式中，工人，尤其是女工往往被塑造成一种苦难的、愤怒的形象。但新工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愤怒的情感恰恰是最少的，这些工人有苦难，但更有对生命中苦难的一种坚韧和坦然，而每个个体故事的背后，都包含特定时代相似阶层的人的痕迹。

范雨素则从自身感受对吕途《女工传记》中的工人形象提出疑问。在她看来，这些书里的主人公呈现的并非女工的全景，而往往是其中的佼佼者——主人公多为50年代后的国企工人，或70年代后的维权代表与公益组织参与者。“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这些人是觉醒者，他们展现的更多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但这恰恰跟跟我知道的工人故事并不相同。”更让范雨素感到亲近的是夏衍《包身工》与郑小琼《女工记》中的工人形象：这两部作品相差了近百年，其中工人的遭遇却依然如此相似，“这才是女工的真实镜子——无力的、悲凉的女工。”

范雨素谈到了让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种无力处境：许多母亲们与子女分别来城市打工，她们长期工作不敢辞职，长期忍受着不能与孩子见面的“挖心挖肺的煎熬”，但这以亲情为代价来供养孩子上学的努力却可能只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等于零”。母亲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放弃亲情，但在巨大的付出下，孩子却未必能获得未来。我们这些人究竟该何去何从?范雨素如此发问。

吕途承认，《女工传记》中的主人公不足以展现女工的全景。但即使是一个个例，也同样带有时代的痕迹，她们的故事是生命历程和社会历程的交织。吕途同样提问：这些站出来的，尝试去维护自己权利的女工真的特殊吗?对大多数维权的女工来说，维权的经历可能持续一年或短短一月，在此前的漫漫人生中，她们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是流水线上沉默的工作者。那短短一年或一个月成为她们生命中闪光的日子，而踏出这一步的契机并不多么难寻：或许是生育，或许是受到其他女工的鼓舞，或许是听闻此前某位大学生的行动事迹——它可能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某个偶然的、平凡的瞬间。“这些人真的特殊吗?觉醒者和不觉醒者真的有天壤之别吗?觉醒就那么难吗?女工可能是无力的，但我也是时常无力的，那些所谓中产阶级在面对房价、雾霾时也时常无力的。在工厂那样困苦的环境下她们仍然可以活下去，我相信她们仍然具有力量。”

而面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何处去”的疑问，吕途则分享了自己在工人大学培训中心的感受。工人大学前15期学员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吕途认为，“当一个孩子思想精神处于巨大问题，也即，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学，觉得未来没有出路、再有学习能力也没有用的时候，往往迷失方向，也难以在学业上真正有所进展——光教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心理健康起来”。培训中心设立了一个成长小组，让儿童们分享各自的心理故事，而在课程讲授上也尽量引导孩子从个案、从身边现实出发思考该怎么办、自己能做什么。在吕途看来，重要的是让年轻的新工人们能够在认清自己的基础上找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