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元，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王阳明善恶思想研究》。

博士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丁为祥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胡治洪 复旦大学教授 吴 震

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经典的不断诠释。朱熹、王阳明、梁启超和徐复观在《大学》“新民”与“亲民”上的不同诠释，为我们把握儒家思想发展的这一特点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将古本《大学》中的“亲民”改为“新民”：“‘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第3页)朱子通过“新民”所彰显的思想在他关于“明明德”与“在新民”关系的把握上得到清楚的体现。朱子有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同上)就朱子看来，“明德”就是人的本体，是全善的。但人就其现实的存在来说，则存在“为气禀所拘”和“为人欲所蔽”的问题。故本体“明德”存在“有时而昏”的情况，需要做“明”之功以“复其初”，即“明明德”。“学者”完成“明明德”之后，则又需要“推己及人”。这就从“明明德”转向了“在新民”，使民也在学者的教化下去完成德性的复归，复其本性之初的“明德”状态。朱子在这里诠释的关键是由“旧”转向“新”，或者说是回归“新”的问题。所谓“旧”，就是指“为气禀所拘”和“为人欲所蔽”的不合理状态;而“新”自然是指在学者推己及人的教化下民众回归到本然的“明德”之初的全善的理想状态。总之，教化是朱子的“新民”思想的核心，即“学者”对“民”的教而化之。

与朱子的“新本”《大学》主“新民”不同，王阳明则主古本的“亲民”。阳明反对朱子的“新民”而主“亲民”，最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页)所谓“偏”，是指朱子偏重于“教”的一面，而忽视“养”之一面，而说“亲民”，本身就包含了“教”“养”两个方面。换言之，“教”“养”都统一于“亲民”中。在教养关系上，阳明主张的是教养合一，而这个合一之“一”就是“亲民”。或者可以说，即使单就“新民”之“教”来说，也不能脱离“亲民”的根本宗旨。如果只讲“新民”，就是一种“偏”见。这种“偏”，不仅是教养关系的“偏”，还可能“偏”离儒家教化的根本宗旨，而儒家教化的根本宗旨就是“亲民”。另外，阳明的“亲民”，还体现了他对“民”的恻隐仁爱和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这可以通过阳明“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得到说明。“万物一体”是宋明儒者共同的追求，阳明对此的理解是“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同上，第89～90页)所谓的“万物一体”，基本内涵就是对生民之困苦荼毒感同身受的体会与同情，是把生民之疾痛等同于自我之疾痛的一体感通。而从阳明的“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同上，第1067页)的观点来看，“亲民”正是“万物一体”精神的具体运用与表现。“亲民”所体现的也正是对生民之困苦荼毒感同身受的一体感通之仁。总的来说，阳明的“亲民”，蕴含的是他在教养关系上的中正理解，体现了他对民众一体感通的仁者关怀，是他对民众疾苦感同身受的思想表现。

进入现代思想史，在《大学》的“新民”取向上，最为著名的当属梁启超的“新民说”。梁先生在《新民丛报》章程中，首先明确了报刊取名为“新民”的意义与目的，“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梁先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一种历史进步的观念赋予了“新民”新的意义，即“维新”。梁先生指出中国之所以“不振”，根本就在于我们存在“公德缺乏，智慧不开”的问题。而所谓“公德”与“智慧”，究其根本，乃是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梁先生此观点的提出，意在强调中国之落后就在于缺乏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依梁先生的观点，西方的价值观念是“新”的，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则是“旧”的。中国的希望就是以“新”换“旧”，完成“维新”的使命。梁先生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页)梁先生“新民说”的宗旨就是要以西方现代的新伦理价值来改变，或者补充中国的旧伦理，以独立、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塑造新人格。总之，“维新”是梁先生“新民说”的根本目的。

与梁启超借朱子的“新民”来阐扬他的“维新”思想不同，徐复观则通过阳明的“亲民”阐发了他的民主人权思想。徐先生在论及阳明的“亲民”时把“新民”与“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认为“以养民为内容的亲民”所导向的是“民主政治”、“人权政治”。(《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在他看来，教养关系涉及政治的基本方向，或者说政治的本质。而儒家中存在的“养重于教”的传统，其意义就在于把人民的自然生命看作是政治的根本目的。同时，儒家这一传统还可以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天赋人权”相通，因为二者都肯定人的基本权利是生而就有的。而政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学术与政治之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徐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与他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一贯看法有内在的关联。徐先生一方面认为儒家原本存在“民本主义，即认定民是政治的主体”的合理传统，并且强调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儒家价值理想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实现，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都是专制，君王成为政治的主体，政治权力的根源不在民而在君。(同上，第44页)徐先生围绕阳明的“亲民”(养重于教)的一系列论述的宗旨，是要确立民的政治主体性，消解人君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从专制转向民主，使儒家传统的理想政治得到具体的实现。可以说，民主和人权是徐先生对“亲民”诠释的核心，对民主人权的追求是他的“立言宗旨”。

如果说朱熹与王阳明对“新民”与“亲民”的诠释是传统的，那么梁启超和徐复观的诠释则是现代的。通过对四位先哲相关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他们各自的思想世界，体会他们不同的关注面与精神关怀，还可以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不断发展儒家思想提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