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易》《春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着商周两代的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诗歌礼仪、社会生活，堪称华夏民族的“圣经”，汉唐以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其中，《春秋》是东周时代的鲁史，也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史书。自战国至清代，学者一直为《春秋》及其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训诂字句，阐释义理。今天，解读、研究《春秋》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需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特别应加强殷墟甲骨文与《春秋》的对读和互训。过去治《春秋》的学者没有注意这一方法，治甲骨的学者虽偶引《春秋》《左传》与卜辞互证，亦未专门论及春秋与殷代史官记事笔法基本一致的问题。故笔者不揣谫陋，略述如下，请方家指正。

《春秋》与殷墟卜辞的文字之所以多有相同、近似之处，是因为周代王室及诸侯史官大多出身于原殷人史官家族，继承并沿用了殷代以来的传统记事笔法。周人文化本较落后，克商前就受到殷文化很大影响;克商后，周人为统治国家及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很重视掌握着文字、礼仪且谙熟治乱、成败的殷人史官，积极加以任用。在周初此种历史背景下，殷人史官家族遂纷纷效力于周王室及其贵族。如微史家族前来投奔武王，被周公安置于周原，世代供职于王室;属于同一家族的作册令、作册大分别臣属于位高权重的周公、召公家族。鲁侯是周公家族的分支，拥有殷人史官，是不难理解的。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周初封鲁，除赐给鲁侯以人民(即“殷民六族”)、土地、官员、礼器、典册，还有祝宗卜史。(祝宗卜史的职掌相近，卜史往往不分，学者或通称之为史官。)据此，书写《春秋》的鲁太史应是旧有殷人史官的后裔，且世守其职。

殷人史官记事，其遣词用字有较为固定的形式。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殷代用毛笔书写的竹简木牍，但仍可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中窥见当时卜史行文的传统笔法。特别是殷墟出土的15万片有字甲骨(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记述习惯、政治观念和鬼神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是卜辞，即占卜记录，但包含鬼神、祭祀、战争、农业、田猎、天象、疾病、历法等丰富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中王室、贵族、平民和奴隶等各个阶层。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学者已从殷墟甲骨文中归纳出众多辞例。这些辞例对考释文字、训诂词句颇为重要。如20世纪初甲骨学甫一起步，孙诒让即据卜辞辞例释出“贞”字，但亦因相关辞例不足，导致他将“王”字误释为“立”。又如学者经过阅读大量卜辞，得知“我受年”“帝授我祐”等常见内容中的“我”指商王室而言，并非是商王自称。我们认识殷人史官的笔法，就主要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辞例。

史官父子世袭，其记事方式也代代传承。直至春秋，诸侯太史的笔法仍保持着较多传统特点。我们对读殷墟甲骨文与《春秋》，会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处。这里暂举数例说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书“齐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书“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书“莒人侵我东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记述方式，早已见于殷墟甲骨文，如罗振玉旧藏一版大骨(即《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片，《合集》6057，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上契刻宾组大字卜辞，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记载。上述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鲁，在殷墟卜辞中指沚戛的属地;鄙是边地，鄙中有邑，小邑规模略同于村落。《春秋》虽未见殷墟甲骨中“某征我”的辞例，但与之相近的“某伐我”“某伐我某鄙”之类记载史不绝书，如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东鄙”等，此类文字与殷墟卜辞相比，笔法也基本一致。饶宗颐先生在其名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64页)中已提到这一点。

史官言征，是说大举攻伐，言侵，是说军事行动隐蔽。《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例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与殷墟卜辞反映的侵、伐规模基本相当：商王武丁“伐”敌对方国，出兵人数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则可达到一万三千(《英藏》150“登妇好三千登旅万);而“侵”的规模相对较小，如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从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内外，也是传统笔法。殷墟卜辞中屡见商王武丁“伐土方”“伐方”“伐下危”“伐召方”，是自内向外;帝辛时“遇人方伐东国”(《辑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国”(《合补》11242)，是从外而来。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东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内向外;而“淮夷敢伐内国”(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东国、南国”(禹鼎，《集成》2833，厉王世)，是由外而来。《春秋》虽无“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语，可为佐证。

《春秋》记载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续了殷代史官的笔法。如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僖公三年“六月，雨”等例中“雨”“不雨”的简单记录，在殷墟卜辞中也很普遍，两相比较，完全一致。《春秋》记载日食30余次，皆用“日有食之”，殷墟卜辞记载日食、月食，亦用“日有食”“月有食”“日月有食”，基本一致。桓公元年、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洪水用“大水”，殷墟卜辞亦有同例，如“今秋禾不遘大水”(《合集》33351)，《左传》桓公元年传例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用来训诂卜辞亦较恰当。宣公十六年记载农业丰收用“大有年”，所谓“有年”的说法，也是继承自殷代史官，殷墟卜辞常见“受有年”，其例甚多，此不烦举。此外，彭邦炯先生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秋)”即《春秋》所记的“螽”，指蝗虫成灾，也可参考。

《春秋》中还有一些语句与殷墟卜辞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关键字、词的用法一致，读者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联系。如僖公二十年书“新作南门”、定公二年书“新作雉门及两观”，“作”的意思是建造;殷墟卜辞中作也有此用法，典型者如“王作邑”(《合集》14201)。如僖公二十六年书“公以楚师伐齐”，以是率领之义，传例说“凡师能左右之曰以”，以字的此种用法，殷墟卜辞中也经常可见，如王命贵族以众伐敌方(《合集》28、31976)，以众垦田(《合集》31970)之例，都是甲骨学者熟悉的例子。此外，《春秋》常书“公至自某地”，隐公二年有“公至自唐”，哀公十年有“公至自伐齐”，“至自”的说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代语言，如殷墟卜辞曰“有至自东”(《合集》3183)、“其先行至自戉”及“其先戉至自行”(行与戉都是地名，《合集》4276、《天理》149，蔡哲茂先生缀)。上述《春秋》与殷墟卜辞中常见字、习语的用法相同，也是史官家族世代授受，笔法相承的结果。

《左传》比《春秋》晚出，成书于战国早期，系参考多种诸侯史书综合而成，其中夹杂着不少孔丘曰、君子曰等评论的话，整体上看是解说《春秋》的书。《左传》利用的原始文献，有不少源自诸侯太史，故《左传》文字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也可与殷墟甲骨文相互对照。如《左传》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记载郑国通过祭祀四方神和土地神来祛除灾祸。这种鬼神观念及祭祀礼仪，其源头在殷代，殷墟卜辞中经常见到“方社并祭”及“宁于四方”“宁某灾疫于四方”(如宁风、宁疾)的材料即为明证，陈梦家、于省吾先生对此已有论述。最近周公庙遗址发现了“宁风于四方”的西周卜甲刻辞，更能说明四方神、土地神崇拜，从殷、西周至春秋，没有中断。又如《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谈及当时的纪时制度，其中旦日、食日、日中(中日)几个具体的时称，都见于殷墟卜辞。我们目前已了解殷人的纪时制度：旦为清晨、食日是上午的一段时间，日中是中午。常玉芝先生在《商代历法研究》一书中已指出：学者如联系甲骨文材料，即可避免对《左传》中时称的误解。据上面两例，《左传》因系战国初期人编纂，其文笔与殷墟甲骨文相比，已不像鲁太史所书《春秋》那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殷周史官的记述传统仍隐约可见，反映春秋时期华夏诸族仍保留与继承着一些殷代的制度。

上文不惮冗烦，举了一些《春秋》《左传》与殷墟甲骨文能够相互对照研究的例子，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今后学者研治《春秋》时能够重视、参考出土文献，特别是要多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另一方面，甲骨学者虽然在论著中经常征引先秦经典，但很少论述《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相似性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春秋》及训诂其中重要字词的《左传》传例，亦有助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解读。仅以释读战争类卜辞而言，《春秋》中“围”、“执”、“灭”、“取”等记述战争的常用字，及《左传》庄公十一年传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均是颇有启示性的线索。

《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一致，反映商周史官记事传统的延续，可进一步否定所谓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的说法。过去，杨伯峻等学者已指出《春秋》是历代鲁太史的手笔。现在对比甲骨卜辞可知，《春秋》记事简洁，与殷代史官文字相近，确实只能是世守其职的鲁太史所写。故春秋笔法、春秋大义，实质上反映的也是商周史官的传统记述原则与政治观念，并非孔子所创造。从这个角度看，胡适《说儒》一文将儒家思想与殷遗民、殷礼联系起来，不无道理。

商周以来的史官传统也有裨于思考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在殷代与西周，文字、历法、礼仪主要掌握在以史官为核心的祝宗卜史阶层，诗歌、乐舞也主要由贵族来学习和欣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至春秋末年，一些诸侯公室及卿大夫家族相继倾覆，史官离散，贵族子弟降在皂隶，典籍、知识遂传播到民间，士人阶层的文化得以提升。故讨论诸子与王官之学的关系，似不必拘泥于辨析某一家出于某王官的细节，而应认识到殷代以来史官群体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世代传承和积累，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诸子思想生长、繁荣的沃土。故不能简单否认诸子出于王官的传统说法。

最后要说的是，《春秋》虽然反映了商周史官的传统笔法，但也有不同于殷代、西周史官的记述体例。如其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故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传承与相似性外，也要发现其不同之处，探讨其中存在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