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 玫(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

何 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谭好哲(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好文学不能仅仅是宣传教化，但仅仅承认人的欲望、调动与激发人的欲望、描述与放大人的欲望的文学，当然不能算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文学

写作对象有很多，但其中显然有大与小的区别、重与轻的差异。狂波巨澜远胜于杯水风波，鼓角争鸣远重于风花雪月，是不争的事实

那些已经被作家塑造出来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如何被研究界“再发现”，进而被国民意识到而成为精神建构和自我仿效之“新”，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艺创作对于时代、国家和人民承担着沉重的责任，有筋骨的文学创作才能真正起到启迪民智、鼓舞民心、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化育作用，成为铸造灵魂的工程

张江：“有筋骨”的文学就是有精神力量的文学。筋骨与题材无关，大江东去、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可以成就筋骨，表现草木之微、花开花落的小叙事也可以筋骨毕现。筋骨也与风格手法无关，豪放硬朗可有筋骨，婉约细腻也可有筋骨。关键是作品在精神上能不能站起来、立得住，能不能给人启迪和力量。

文学要给人正向的力量

朱向前：作为人类精神活动高级呈现形式的文学，对人的灵魂始终有拯救、提升与引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人是有欲望的，所谓七情六欲、“食色性也”，而欲望又是难以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因此，好文学不能仅仅是宣传教化，但仅仅是承认人的欲望、调动与激发人的欲望、描述与放大人的欲望的文学，当然不能算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华文化才有“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传统，鲁迅先生才坚持认为“文学是照亮国民精神的灯火”，人们也普遍接受“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说。

毋庸讳言，3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确实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极大地满足人们欲望的同时，也在文学中留下了一道晦暗的阴影，在不少作品里，功利主义、市侩主义甚嚣尘上，缺乏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观照升华。这些跟着感觉走甚至跟着感官走的文学，很难给人以希望、信心、鼓舞。

正能量源自何处?源自精神。精神源自何处?源自信仰。信仰培育精神，精神产生力量。什么样的价值观培养什么样的信仰。是的，信仰不能兑换金钱，但能兑换幸福;不能带来快感，但能带来激励;不能提升品位，但能提升灵魂。人无法单靠信仰生存，但脱离信仰也一定活不出滋味。语言华丽、技巧炫目、情节刺激而不感人，如嫫母衣锦;仅仅感人却无法令人明理，如隔靴搔痒;令人明理却不信服，如霸王举鼎。

真正吸引人、感动人甚至说服人而且又传达和弘扬某种价值观的艺术作品才能算是成功。在这方面，美国文化的代表好莱坞大片，值得我们三思。无论是《珍珠港》《父辈的旗帜》《硫磺岛家书》，还是《变形金刚》《2012》《阿凡达》，其中都渗透着美国价值观，巧妙地利用商业和高科技唱出美国精神的赞歌。

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是唱出中国精神的赞歌。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代表着一种深厚的传统;近代100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一种现代精神。我们需要这种精神来净化灵魂，弘扬正气，振奋力量，坚定信仰。

拿什么奉献给人民

张江：古人讲要“笔能扛鼎”，意思就是说笔端要有雷霆之力。作为文学创作者，笔端的力量从哪里来?我的观点是，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离百姓越近，他的创作就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世间万象，纷繁驳杂，尤其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丰富性、复杂性超越既往，作家怎么选择，目光投向哪里，志趣寄托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作家的品位和作品的质地。

赵玫：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读者的需求五花八门。但丰繁的生活中，主旋律是改革的现实、奋进的姿态;多样的需求中，最需要的是理想的徜徉、精神的鼓舞。在这方面，已故作家贾大山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他多年来深深扎根于基层，扎根于群众生活，这使他的写作洋溢着人民性，在日常化的细节描写中折射世情百态与社会万象，同时又以幽默的情趣表达臧否。这样的文学，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反映人民的心声与时代的情绪，正是人民所需要和喜欢的。

对于作家来说，可以选择的很多，可以写作的也很多，但其中显然有大与小的区别、重与轻的差异。狂波巨澜远胜于杯水风波，鼓角争鸣远重于风花雪月，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前者显然更有分量，更具力量，更能发挥鼓舞人、感奋人的作用与功能。

对作家而言，了解时代的风尚，把握社会的脉搏，倾听人民的心声，是最为需要和最为紧要的。我们只有把民众的思考、情感甚至困惑真实地表现出来，才能和他们心心相印，成为朋友。我们只有满怀深情地深入到民众之中，才能在写作中把握当下社会生活的脉搏。我们只有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当作创作的主体，才能在写作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我们要把最美好的情感送给读者，让人们能够看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更多的读者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

我们置身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繁荣，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为文学的繁荣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思想的活跃、写作的创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态度。所以，将什么样的作品奉献给读者，沉淀给历史，就成了每个文学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使命。

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

张江：有筋骨的文学，需要有筋骨的文学人物作支撑。综观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有畸形化取向。要么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要么狡黠阴险、心狠手辣，颓废和腹黑成为当下文学人物的流行面孔。我们不是说这类人物形象不能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是说不能让这类形象成为文学的主流甚至全部。与此相比，我们更需要塑造时代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

何平：即使不从世界文学的谱系看，“着力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鲁迅的《理水》、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这些小说之所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敏锐捕捉到他们所处时代中那些正在孕育、生成和成长的民族脊梁式的新人，感应到时代对“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的召唤，进而去发现、命名和书写这些文学新人。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发现之眼。而从他们的创作实践看，“新人”之“新”，一方面可能是新时代赋予的新创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民族固有精神品质绵延、注入当下和未来的一种激活和再造。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强调文学着力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只能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甚至写“高大全”式的人物。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一个时代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是可以由某一个作家“集成式”“一次性”完成的，事实上，是那些堪为“民族脊梁式”的品性分散在一个个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这些人物汇合起来恰如璀璨星空。

“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不是向壁虚构，而是需要作家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去挖掘和发现。今天强调着力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应该意识到文学生态、文学观念以及艺术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从整个文学生态上看，当下不只是“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式微不振的时代，也是整个“文学人物”式微不振的时代：作家不把塑造经典人物作为毕生的志业，对作家塑造的文学人物形象的萃取也不是文学研究用心用力的领域。如果往深处看，这种式微不振也与知识界整体性的精神衰弱密切相关。自我矮化的精神品格，丧失独立价值立场和精神支援的媚俗趋世，使得作家很难从深度和宽度上思考和把握所处时代之“新”与“旧”，自然也不能将笔下的文学人物安放在一个有深度和宽度的历史和现实交汇的时代。

因此，作家着力去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学人物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被作家塑造出来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如何被研究界“再发现”，进而使这些“文学新人”可以被国民意识到而成为精神建构和自我仿效之“新”，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文学研究者而言，不能没有经过广泛的文学检阅就简单地说我们的作家没有塑造出“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可以举一个例子，刘醒龙的《蟠虺》是一部在今年甫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的长篇小说。小说中，刘醒龙思考“君子”和“小人”这个话题在今天如何回应遥远的传统，又以何面目存身“当代”。一部《蟠虺》，刘醒龙几乎一直在追问“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词的当代意义，也是在这种追问中，塑造了曾本之、马跃之、郝嘉、郝文章这些新时代的君子群像——我们期望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学新人”。

用文学为精神“补钙”

张江：文学是民族精神的浓缩，有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更重要的是，文学还是民族精神的给养，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因此，文学不仅要反映现实，更要作用于现实，不能只是迎合风尚，更要引领风尚，甚至创造风尚。用有筋骨的文学，强健人民大众的精神肌体，这既是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传统，也是当今时代人民大众对文学的迫切期待。

谭好哲：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明清的小说、戏剧，历朝历代都不乏有筋骨的文学家和有筋骨的文艺作品，其中所表现出的哀痛民生艰难、系念国家安危、坚守美善理想的伟大情怀，绘就了中国文学永不消退的精神底色，成就了中华文化正大刚健的风骨气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大批进步作家更是以启蒙和解放、救亡和图兴为己任，以其对于旧道德、旧文化、旧生活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对新道德、新文化、新生活的热烈憧憬和讴歌奏出了时代的强音。从古代文论对艺术风骨的强调，到毛泽东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再到习近平对“有筋骨”文艺作品的期待，正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学和艺术永续不衰的精神命脉，这种精神命脉值得当代文学家倍加珍视并发扬光大。

文艺之所以需要有筋骨，在于文艺创作历来对于时代、国家和人民承担着一份沉重的责任。有筋骨的文艺作品好比人体必需的钙，能够强健人民大众的精神肌体，吸收的精神钙质越多，精神机体便愈加强健，而只有精神上强健的人民，才能够创造伟大的时代与强盛的国家民族。因此，创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作品有接受者，能够在低层次低水准上满足他人的需要，还必须认真考量和反思自己的创作对时代进步有无引领和推进，对人民大众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有无助益。由于受到古今中外各种低俗、错误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市场经济中追求金钱等负面价值的影响和侵袭，中国当下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里存在着颓废萎靡之风，不少人欠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骨气、底气和人生正气。此种境况之下，有良知和责任的作家既要自觉地融入人民的伟大历史实践，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敢于为时代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又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爱国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传递崇真求实、向善向美的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审美观，在多元纷乱甚至景象迷蒙的思想文化语境中重铸民族生活的价值理想。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有筋骨的当代文学创作，也只有这种创作才能真正起到启迪民智、鼓舞民心、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化育作用，名副其实地成为铸造灵魂的工程，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移风易俗、通政经国的应有社会作用。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代诗人杜甫曾以此诗句表达自己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赋予杜甫诗歌不朽的诗性力量，成就了其作为诗人的伟大。当代中国的文学家也应该具有理想和抱负，勇于以文学引领时代风气，提振民族精神，补足民众需要却缺失的精神之钙，以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大国崛起的历史征程。

张江：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支撑其不断前进的核心力量是精神的力量。文学是这种精神力量的重要构成和独特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家必须以更宽广的境界和更博大的胸怀去领悟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如此才能在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建构中发挥作用，成为民族复兴和梦想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