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神圣家族》，梁鸿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49.00元

梁鸿坦言《神圣家族》的写作更随性，试着用看似轻松的方式来勾勒一种乡土现实，只讲述，不评判。所有的触动和结论，都让读者自己体会和得出。

在2010年出版《中国在梁庄》之前，梁鸿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思潮的青年学者、评论家。以梁鸿的叙写和人物口述记录她的故乡“梁庄”现状、乡民个人际遇的《中国在梁庄》问世之后，评论界、读者中有了不小的反响，也引发一些对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的忧思和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议论。这本书连同此后的《出梁庄记》给梁鸿带来一系列荣誉和更多关注，诸如“非虚构写作”“乡土中国记录者”之类标签就此同她联系在一起。

梁鸿的新书《神圣家族》仍然是写乡土的，只不过聚焦范围从故乡“梁庄”转到她时时经过、短暂逗留的“吴镇”。她用小说般的笔法写出发生在吴镇的十二个故事，那些人物就在这虚实相间的文字里上演着悲喜剧。2016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梁鸿在《神圣家族》新书发布会上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谈起创作这部新作的心得，“我每次回梁庄，会去吴镇上的哥哥家。无事就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有一天我就想，为什么不写这些人呢?”她把这个想法和《上海文学》的编辑、作家金宇澄说了，对方鼓励加约稿，栏目名为“云下吴镇”的一组文章就这么陆续发表了。“云下吴镇”也是这本新作最初的书名，《神圣家族》这个名字还是李敬泽给改的，“《云下吴镇》未免小清新一点，在基督教背景里‘神圣家族’是有特殊含义的，读过这本书就能理解，实际上梁鸿在书里也是写了这样一些‘神圣家族’的人。他们不是被供在庙堂上，而是流浪在乡野里。”李敬泽这样解释。

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梁鸿坦言《神圣家族》的写作更随性，试着用看似轻松的方式来勾勒一种乡土现实，只讲述，不评判。所有的触动和结论，都让读者自己体会和得出。

读书报：这几年，包括你在内的国内非虚构写作者及其作品，连同美国人何伟、欧逸文们的非虚构写作，经出版社的积极推动，被更多读者接触、认同，说是形成一阵非虚构写作出版与阅读的热潮也不为过。你分析过产生这种热潮的原因吗?

梁鸿：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非虚构写作的流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人们的文化素养同以前相比有很大提高，人们并不是不懂文学，为什么还喜欢看以真实面目出现的非虚构文字?我不是说非虚构写作就不文学，而是说，这样的写作相对于那些稍微远离现实的文学感觉上离现实近一些。可能生活在这样令人眼花缭乱、支离破碎的真实之中，人们更需要一个确定的真实?这是宏观的原因。还有个更具体的原因，乡村，本来就是埋藏在很多中国人心里的块垒，难以释怀，那些关于乡村的非虚构写作把读者心中的这些情绪激发了出来。

读书报：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位主要写作非虚构作品的作家，她的获奖曾引发过非虚构写作是不是文学的争议，最终诺奖还是给了她，这也算是对非虚构写作的某种肯定吧?

梁鸿：诺贝尔文学奖毕竟还是有全球文学风向标的意义。不管是出于人道主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是因为文学本身，诺奖肯定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写作方式，承认这是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写这些非虚构作品时所付出的努力，她的勇气和坚持，值得肯定。她作品中的思想能引起读者更多思考，那种多声部的写法对我很有启发。

读书报：你在《神圣家族》中写到的“吴镇”和你笔下的“梁庄”不止是讲述方式不同，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差异。你在《神圣家族》首发式上也说起，这次的写作不像写“梁庄”那么宏观，而是更侧重写具体的人和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都要更随性一些?

梁鸿：是的，我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划，动笔之前我要去哪些地方，拜访哪些人。而写《神圣家族》，我常常是写着写着，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人物，哎，就写下去了。计划性没有那么强，索性让自己放手去写。

读书报：“梁庄”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吴镇”是你常常经过和短暂停留的地方，身在其中和旁观者，两种不同视角对你如何叙述和表现“梁庄”和“吴镇”有怎样的影响?

梁鸿：影响应该会有吧。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我无法把自己从写作中完全疏离出去。那是“我”回乡的所见所闻，线索是“我”带着读者到梁庄去，必然掺杂个人情感。所以有人觉得我关于梁庄的写作带有太多的个人情绪，这是没办法的事。那不是个普通的村庄，我也是梁庄的一部分，做不到摈弃情感去写。写《神圣家族》的时候，我更像个好奇的孩子，在旁边看着“吴镇”，欣赏镇上的众生相。那些人物的快乐和苦难和我是有距离的，是天然的疏离。可能从文本上看，《神圣家族》更加文学化，但回过头想想，我也没有投入那么大的情感。我对吴镇的爱，不是对梁庄那种撕心裂肺的爱。

读书报：在这本书的有些篇目里——《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到第二条河去游泳》，里面有些描写很有超现实意味，比如少年阿清躲在树上时间久了，几乎成了“树人”，在河里游泳的女子看到那么多的人生故事，等等。为什么书写乡土生活的时候要这么处理?

梁鸿：我本人特别喜欢《到第二条河去游泳》这一篇，写了一个想要自杀的女性，跳到吴镇的另一条河里。这两年农村的自杀现象非常多，但大家谈论起这个问题时的观点太多，我不想再去多写什么观点。就像我现在也不想再参加什么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这一篇也许读者感觉有超现实的味道，可我觉得特别真实。这是个我听来的故事，当然写法是我自己的。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震惊，可谈者说起来谈笑风生。我通过特别内化的基调去写这样的死亡，所以给人超现实的感觉。

读书报：城市化进程除了对乡村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对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有很大冲击，书中《肉头》那篇写到镇上的飞短流长，用文中一句话概括，“这吴镇啊，早就烂透了。都没一点儿道德，说跟谁好就好了”，这种传统伦理道德的崩坏也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吗?

梁鸿：我写这些，是想表达小镇生活的不同方面，热气腾腾又乌七八糟，伦理在他们那儿就是闲聊的谈资，而不是乡村社会中对伦理的某种干预。这种闲聊，无所指，对当事人也没什么伤害，却形成漩涡般的效应。其实，整个小镇社会都没有特别大的伦理根基，像无聊的无底洞一样。

读书报：书中人物的一些遭遇引人深思，今日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的养老、婚恋、精神文化消费、政府举措与农民利益冲突等问题，这样直面现实的写作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吧?

梁鸿：我只是想把人物的生存状态写出来，至于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原因使他这样，让读者自己去感知吧。《到第二条河去游泳》虽然是写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但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写自杀本身，这个词都没有出现。我要把人物和事件推在前面，吴镇只是个背景。对我而言这是更鲜活更自由的表达，至于这种写作是不是更文学化了，并不重要。

读书报：你在《中国在梁庄》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里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我也曾听到北京土生土长的朋友说起，每逢春节特别羡慕那些有老家可回的外乡人。所以啊，有个故乡可以不时回去看看挺幸福的。

梁鸿：这本身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从人类的普遍情感来说，有个老家偶尔回去，像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是非常幸福的。但面对老家，会有很多让人失望和难过的地方，也包括外人对老家的批判。这种矛盾，我们不用把它理解成所谓怀旧，就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情感。在中国，可能面对的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我为什么特别抗拒“乡愁”之类的提法，甚至在接受采访或者写文章时都避开这个词，就是因为这个词太情绪化，没有什么意义。

读书报：《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的人物命运其实是动态的，书出版后，他们在现实中的故事还在延续，你对他们还有后续的关注吗?会不会继续写下他们的故事?

梁鸿：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有些梁庄人物，谁发生什么事了，谁去世了，乡亲们都会告诉我。可能过十年二十年，我再写一本“梁庄”，也可能再也不会写。梁庄在我的脑海里是一直存在的，我肯定还会不断回去。这是长期的、持续的关注。对于梁庄，我不是有意识地去取材，当年就是突然想回家了，想写了。不过动笔之后才发现后面有这么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