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它体现的是族群、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历史片。”在5月15日于上海举办的“文学性与新时代艺术电影——电影《村戏》学术研讨会上，导演郑大圣这样概括对这部电影的认识。

由郑大圣导演、李保罗编剧、上影集团出品的电影《村戏》自上映后，一直受到多方关注和好评。这部黑白影像，全部由业余演员出演的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影片，在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三个奖项的提名和最佳摄影奖，荣获中国导演家协会2017年度评委会特别表彰，在今年的第三届德国中国电影节上，郑大圣获最佳导演奖。

电影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小说集《梦庄记事》，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前夕，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村民们为了久盼的“分地”而排演梆子戏所引发的故事。小说很短，像人物速写，如何将之在银幕上作整体而有意味的呈现？“我们花一年半的时间改编，甚至改写这些故事，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是合并、整合，更多是一些现象式的延伸。小说里面很多只是点到，没有展开，小说的场景之外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就沿着想象去展开。”郑大圣介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与主创团队一起反复琢磨，剧本前前后后修改了13稿。

以文学为精神底色，以电影为呈现手段，加上对艺术的精益求精，方才锻造出各方点映时有口皆碑的好品质。主创团队介绍，电影中的重要场景“九亩半花生地”，是剧组专门种出来的。演员则全部来自拍摄地太行山区井陉县的乡村戏班子。这群从来没有登上过银幕的“素人演员”，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环境空间里，准确传神地塑造了人物。而整个剧组就生活在小山村里，这种有些“土气”的追求和坚持，保证了影片的成色和品质。

贾大山的作品中包含着一代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反映出作者与土地、与周围人群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电影《村戏》便是继承了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风格。“我们越来越知道，文学的力量是电影最基本的力量，这个影片的成功，也是文学的成功。”在致辞中，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表示。在他看来，《村戏》是坚持艺术精神的胜利。“中国电影产业化以后，真正用心、用思考坚持创作的作品不多，用心、用思考创作成功的作品更少，在那么多年中，大圣坚持了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精神，也取得了他的胜利。”“这是一部文学的电影，它虽然讲究电影的形式，但所有的形式都是服从于贾大山文学叙事的基本风格，带着乡村改革的那种凝重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说。

在谈及为何会选择这个题材加以呈现时，郑大圣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我们觉得这是中国后来发生变化的最大源起，是一个非常深刻而伟大的变化。”而封闭小乡村里发生的故事，是当时整个中国与整个时代的缩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已经在不同的场合看了三次《村戏》，她对这部电影的关注和赞赏，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电影对中国农村的呈现方式。“这些年，我们有很多农村题材的电影，虽然都不错，但我还是有一个不满足。这些电影处理中的农村与现实非常割裂，农村仿佛成为一个非常荒诞的地方，和城市完全不同。但是，乡村一直是中国的隐喻，乡村就是家国。《村戏》重新把乡村拉回到家国这个概念之中，农村不只是农村的农村，重新成为中国的农村。所以，在我看来，导演的尝试既是非常先锋的，又是非常中国的。”

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胡晓军也注意到了《村戏》这部电影在表现中国农村上的突破。“中国曾经、现在也是农耕社会，而农民思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坚如磐石。”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影视惯以喜剧的方式表现乡村，却往往以笑声遮蔽深层社会矛盾和人性悖论，真正站得高的‘喜剧的闹剧’没有出现；‘悲剧的闹剧’更无从谈起。但事实上文学作品已有触及。《村戏》以‘悲剧的闹剧’形式出现，看似反映过去，其实更多指向当前和未来，就影视作品而言，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

“反省和反思不能脸谱化、符号化，粗暴化，而需要人性的、有思想的反省。郑大圣一贯是一个严肃的电影思想者，而这个电影思想者也是上海电影非常重要的传统。这部电影诞生在今天，非常能体现上海文化的品格，也能体现上海电影的品格。在电影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当中，我们必须永远保留一块特殊的生长空间，给电影艺术家充分展示个人才华和个人思想的一个小空间。”毛时安表示。

研讨会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协办。陈思和、罗怀臻、黄昌勇、孙甘露、张建亚、朱枫、杨俊蕾、汤惟杰、厉震林、石川、刘海波、黄望莉、俞亮鑫、吴飞跃等出席并发言，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主持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