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新书《无名指》，我看豆瓣有人评论说我，80多岁还写什么小说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80多岁写小说的人太多了，这个也值得指责吗？！”听到李陀这番话，现场的年轻人都乐了。

11月10日，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四十年来中国时代变迁中的思想立场”沙龙上，和年轻的读者们畅所欲言，甚至唇枪舌剑。作为文化批评家，李陀对手机社会、“文学工业”、知识分子遭遇的挑战等议题不吐不快。有观众提问，怀疑是不是正确的药方，李陀坚定地说，“怀疑是世界发展的变化的前提，否则这个世界就是一潭死水，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首先是怀疑，然后再肯定。”他在现场针锋相对地回应读者：“你们首先是肯定世界，我首先是怀疑的。你要是什么东西都先肯定，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

“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掉入了消费主义的时间里”

李陀认为现在的社会可以被称作“手机社会”，它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他描述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几个朋友聚餐，却几乎不说话，各自刷手机，且称他们这种行为是“尊重食物”。“我看我们现在更尊重手机(而不是人)。”李陀笑称。也就是说，手机其实构成了另一个空间，人们都在那个无限开阔的空间里生活，“结果就是真正的日常生活不那么重要了，网络世界的日常成了主要的生活。”李陀继续说，人们的肉身在一个空间里，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而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李陀认为兹事体大，因为我们熟悉的时间秩序性、空间性在被破坏。他进一步指出，人对空间、时间的感受都在变化，“时间不再是连续的，比如说年轻人不知道金庸，不知道王小波，不知道韩寒(以及背后代表的时间)，而是只接受当下手机给他的时间……”

对李陀而言，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文化的民主化(或大众化)进程的加快。他回溯了19世纪那个文化仍然具有阶层属性的世纪。他说：“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休闲娱乐是少数人的特权。如果看19世纪的小说，那个时候旅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高等教育还有读博士也是上层阶级的事情，文学写作也是贵族的事情。”但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这一切都平民化普及化了，至少成了中产阶级和富人共享的一个文化特权。这也是文化民主化的积极一面，譬如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网络世界的写作平等。

李陀更忧心文化大众化的后果，即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后，“文化的民主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给利用了。”李陀认为消费主义模糊了经济和文化的边界，每一种文化都成了商品。而这一切，中国比美国走得还彻底。类似于电影背后的文化工业化，李陀觉得中国也已经出现“文学工业”。“现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文学工业。就是一条龙，写作的管写作，编辑的管编辑，出版的管出版。小说写作也开始像电影制作那样被生产化。”李陀说。

李陀描述了这个场景，他指出：“生活已经完全被扭曲，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掉入了消费主义的时间里。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变得有一种非人性质。因为我们自己现在被消费了，不是我们在消费手机，是手机在消费我们。”

手机社会和消费主义把人变成孤岛

北京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员季剑青进一步推进了李陀的看法，他觉得“手机社会”使争论越来越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安于自己的那一套知识、价值。而现在整个体制和新科技都在鼓励这样一种消费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亚马逊、京东上买书，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很快给你推荐相关的书，整个用大数据作为支撑会牵引你的趣味，不是挑战你的趣味，相对会引导你在舒适区里面生活，推荐给你的书永远是你喜欢看的，永远不是新的挑战，这是消费主义的逻辑。”

季剑青说：“消费主义制造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制造了互不接触、互不交流的小群落。有的群以前还吵架，现在也不争论了，这是由于消费主义已经渗透到我们的逻辑里了。”他认为，消费主义时代文化的整个界限在消失，趣味高低的观念越来越淡化。他说：“一个一个小群落之间没有谁比谁高，我跟一帮朋友天天讨论网络小说，你天天讨论19世纪的作品，我们是不同的圈子，没有高低但是有界限，就是说你的圈子跟我的价值是不可通越，不可交流的，这个界限是在不断地形成，而且不断地固化，消费主义在不断地帮助固化这样的界限。”

季剑青还指出了手机社会造成的语境坍塌问题。这指的是一旦商品变成一个焦点的时候，整个生产过程都被忽略，信息实际上脱离了语境。譬如，一个朋友圈的用户，他每天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生活，帮助确立一个形象，但是这些信息背后的语境是缺失的，谁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在学术领域也一样，就是这些作为终端呈现的信息，后面的网络生产知识产品的过程，就跟消费的商品一样，生产、运输的过程，整个图景是消失的。

手机社会造成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张翔觉得，李陀的小说《无名指》是对不同年龄层的知识分子的某种敏锐观察，“他抓住了当代社会虚无感的问题。”在这场沙龙上，李陀也围绕他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分享了看法。

李陀认为，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被这么彻底改造的时候，知识分子再没有曾经的优越性了，这是因为系统的知识在零散的信息面前毫无优势了。过去知识会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在“手机社会”里人们不是靠知识，而是靠信息来接触世界的。李陀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现在都败下阵来自觉进入“手机社会”了。“他的学术搞得马马虎虎，书写得乱七八糟，看学术稿子、论文都是在手机上看，能看仔细吗？”李陀批评道。他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因为知识的品格和知识分子的身份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手机社会”改造我们所有的文化，尤其是改造我们知识分子，也改造我们知识分子本人。

在座的其他三位知识分子也同意李陀的看法，他们都很关心：在今天这样一个手机时代、技术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反思，如何适应变化？

李陀觉得另一个严峻问题是，我们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描述社会整体状况的话语，因为每个分众都有自己小小的亚话语，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一套词汇。而知识分子越来越无法对社会总体问题提出挑战、质疑，或者是提出大的话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建树说，今天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大众的一部分。但这个情况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更高了，不止是在情感上共情，还要进入别人的趣味和价值体系。“但这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可能会变得有越来越大的挑战。”他认为分众化和亚文化群落作为年轻人很重要的文化形态，包括电子竞技、游戏、科幻、网络小说等都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对知识也是提出很大的挑战。“不同的知识群落都自己有一套独有的文化符号，不是很开放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被接纳都是一个问题。”孟建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李陀也以抖音直播为例说明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裂。他说，二、三线城市和县级城市的青年支持直播，而知识分子觉得(直播)是垃圾。

有反思力才称得上知识分子

李陀说，他不认同刘慈欣最近演讲中提出的人类最宝贵的是想象力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最根本的特征是反思，因为只有人能反思，其他任何生物是不可能反思的。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反思。只有掌握了知识且认识到知识是自我观察、自我认识、自我批评渠道的人，才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人。如果没有知识的话，是不可能深刻反思的，“我推荐年轻的朋友读一本书，不好看，但是我们咬着牙看，就是《罪与罚》。这个小说很典型，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有反思能力，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是一个能拯救人类的人，能把我们从日常生活实践当中被消费主义引导走向一个泥沼，使我们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不自觉的境地里被拯救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李陀说。

李陀和季剑青都认为，知识分子除了反思自己，也需要走出舒适区，看看其他圈子在讨论什么。正如季剑青的比喻：“如果一个个小的圈子群落是一片孤岛，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看看孤岛下面的海洋，它下面的潜流，我相信是有联系的，不是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一个的群落，但是内在形成的机制，包括跟消费主义的逻辑，怎么在这个海洋里存在？有没有办法去探索更广阔的海洋。”

消费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需要知识分子去重新介入。“我们通过这个消费者来界定我们自己，界定我们的身份，界定我们的地位，我们不会关心这个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和消费现在完全是割裂的，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环节有无数环节完全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我们要越过很多的环节才能把这个图景建立起来。”他觉得知识分子更大的挑战是跳出终端，把整个图景建立起来，他这些通道，从生产到消费这些环节，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力量在里面作用，谁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对手机时代知识分子非常大的挑战，要不然我们都变成手机时代的奴隶吧。”季剑青说。

季剑青举例说，“有个文章讲一个日本人喜欢吃鱼，这些鱼都是消费品，根本看不到整个的鱼肉，都是加工好直接给到消费者，这是日常生活方式。然后他就想了解这个鱼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鱼是怎么变成产品的？他就去做人类学的调查，最后他追踪到印度尼西亚，他到印度尼西亚调查，然后他把整个鱼在海洋里面的生活，在运输、生产、消毒，经过很多环节变成在日本市场所购买到的鱼产品，整个环节弄清楚以后，对他的知识、视野是一个巨大的颠覆。”季剑青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多从事这样的工作和研究。

在沙龙的问答环节，一个历史系“95后”学生提问，“我很认同老师的批判性这种说法，但是我做新媒体互联网的同学认为我很落后，说我以后就很难有钱赚，工作也不好找。”李陀回答说，“我觉得很难过，我被认为是老保守我可以认可，但是你也被认为是保守，这就显出问题在哪儿了。”李陀继续说，重点不是说保守不保守，关键是这些议题可以得到讨论和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