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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活动
大家张颔
一、 走进大家
公元二OO五年冬天,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来到太原。《大家》这个节目,寻访并向全世界展示的都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做出卓越成就和贡献的领军人物和杰出典范。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山西采访,镜头对准的是一位85岁的耄耋老人,他就是原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张颔先生。
面对镜头的张颔先生,身穿一件浅灰色夹克衫,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从容淡定,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介休地方口音。面对著名主持人曲向东的提问,他声调徐缓,娓娓叙来,还不时幽默一下,显示出一位大家的睿智和深刻。
主持人在开场白里说: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大家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央电视台一个报道说,山西省阳曲县发现一块古代四字匾额,这四个字在山西无人能识,并诚邀全国有识之人前来辨认。当时张颔在上海出差,回到山西之后他立即赶往阳曲,当即不仅把这四个字全部认出,而且还将这块匾额的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这件事在当年的山西省曾轰动一时
其实,张颌先生的考古研究方面何止轰动一时,他曾在古文字研究上数次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65年,他曾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并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张颔先生在诗文、书法、篆刻方面也颇有造诣,在海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古文字家,是一位在许多领域都成就斐然的大家,却多年来为人十分低调,从不张扬,视名利如浮云。当许多人以崇拜和敬仰的口吻称他为大家的时候,他都赶忙说,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早就说过嘛,哪是什么大家,59平方米(张颔先生现在的住房面积是这个数字)。听得人都哈哈大笑,更加由衷地钦佩这位大家的谦虚和质朴。
当《大家》访谈结束后,老先生站起身要走了,还轻声幽默地自我调侃了一句,走资派还在走。逗得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主持人开怀大笑。一位记者非常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家呢。
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播出这期大家张颔之后,在山西引起巨大反响,在张颔故乡介休市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奔走相告,特别是年轻一代,都为家乡出了这么一位大家而欣喜和自豪,许多人都按照节目中的介绍,想寻找张颔先生在介休的故宅和遗迹,但人们都失望了,张颔先生在故乡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出生在一间租赁来的房子,而且当年是一个极为苦命的孩子
二、墓生之子
张颔先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父亲在他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去世了。但是,张先生却十分怀念他一生未曾谋面的父亲,直到现在,他已90高龄,在他的房间南墙上仍挂着他父亲的遗像。像有八开大小,镜框大些,像片两边各有张先生写的数行恭恭敬敬的小楷墨字。左边是:
先君铭坤、为祖考张耀堂之次子,清光绪二十二年生于介休县城,殁于民国九年夏,年仅二十四岁。当年冬余生,俗称墓生也。母亲梁云贞,为介休顺城关梁公安耀之女,生余时年仅十八岁。卒于民国十八年,当时年仅二十七岁,而余年九岁。悲乎!
行文最后只有悲乎两字,但透彻着让人无比心酸和悲苦的剧痛。没有切身之痛的人是难以体味其中蕴藏的巨大悲哀。
张颔先生祖居介休梁吉村东头,官井近处一所大院里。曾祖张利,是赶大车的。祖父张耀堂,字星垣,少即去天津经商,字号叫思补成,开设在城北大胡同侯家附近,财东是介休北辛武冀家,总管叫冀小山。庚子年间拳乱,天津是重灾区,生意毁了,祖父曾回家呆过一个时期,做收旧货生意。祖父是兄妹中唯一念过几年书的人,能读章回小说,能看报纸,老年时常上街去衙门前和城隍庙找算卦先生谈古论今。庚子年后,祖母率全家移居城里,先后住过北马道文德义家前院,文家庄景丰年家窑院,段家巷李春家古门道,都是租赁。约于民国七八年间,典下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祖父生有两子,一是张颔先生的伯父,叫缙绅,在天津一家当铺做事,从店员一直做到经理。失业后在介休冀家庄华佗庙照庙,也就是看大门,死于解放前一年,活了61岁。还有一子即张颔先生未曾见过面的父亲张铭绅,字盘新,少年时曾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后去天津日租界的义德当过做事,也就是在当铺当伙计。在张颔先生出生前九个月因痨病去世,死时年仅24岁。张颔先生是遗腹子。
张颔先生出生在介休县城西北坊庙底街一间窄小阴湿的窑洞里,他一出生就和18岁的母亲开始了寄人篱下的苦难生活。父亲一去世,家里就没有了一点经济来源,一家的生活全靠伯父接济。其时,伯父仍在天津做生意,收入并不多。家里由伯母当家。或许是负担过重,或许是人性的原因,伯母待他母子俩甚是刻薄。期间,族人多次逼迫母亲改嫁另适,但母亲守贞不渝,艰难却执拗地守着丈夫的血脉,直到襁褓中的婴儿逐渐长大。爷爷倒是很疼爱张颔这个小孙子,早早地教他一些诗文知识,但也只是疼爱而已,生活上很难以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照。爷爷年纪高迈,老两口的生活还得仰赖和依靠伯母,即使老人家有心关爱,也是无能为力。
伯母对张颔母子常常恶语相加,视为白吃饭的眼中钉,从来不给张颔一个笑脸。生活在这样一个极端压抑的环境中,张颔感到非常痛苦,他从来不敢去伯母家的北房,也不大喜欢去奶奶家,因为奶奶经常叨叨,长吁短叹,让他十分苦闷。后来,爷爷奶奶也不让他和母亲一起住了。母亲得的也是痨病,怕传染。张颔在后来和朋友回忆起这段生活,几次痛苦地摇着头说,那时我真是孤苦伶仃啊。实在无聊他就跑到街上去,找一个叫元则的叫化子玩。让这个叫花子领着去城里其他地方转,跟着叫化子学认字。这个善良的叫化子心眼好,也乐观,人也孝顺,每天出去讨饭养活他妈,让张颔十分感动。这大概是张颔童年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生活。
因生活穷困,精神忧郁,无钱治病,张颔先生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张颔舅家也很穷,拿不出钱来帮助,想让张颔伯母出钱给看病,不料,这个伯母断然拒绝,对张颔的舅家说:有买棺材的钱,没吃药的钱!就此,斩断了张颔母亲生的希望。那时张颔还小,不知道伯母如此不近人情,直到他长大了,外婆才将母亲去世的缘由告诉了他。
张颔七、八岁的时候,主要是伺候他妈的病。伯母只管吃的,看病从来不管,别的一切也不管。他妈的病越来越重,要吃药就得自己想办法。有时候家里实在穷得没办法了,就拿出点东西让张颔去卖。母亲兜肚上的链子,是银的,有次就解下来让他去卖。张颔跑了好几处当铺,人家都不收。见他年纪这么小,还以为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后来见张颔哭诉的很恳切,知道不是偷的才收下。
张颔后来给朋友回忆道:我妈活的太惨了,得了痨病,又得不到好好的治疗。现在我还记得我妈死那天的情景。
那天,张颔在爷爷的西房住,一早起来,就听见母亲那边房里响起痛哭的声音。张颔就猜道是自己的母亲去世了。他当时就吓傻了。爷爷对悲伤得呆了的他说,七五则﹙张颔乳名,他是爷爷七十五岁时生的﹚,你妈死了,苦瓜苦到圪蒂上了!
这一年,张颔仅9岁。
三、艰辛求学
也许是上苍出于悲悯,在残酷地剥夺了他的亲情之后,又给了他旺盛的求知欲,使得幼小的他可以从书籍和知识中寻求到一丝心灵慰藉。
祖父是张颔先生的第一位启蒙师。这个老人生活极为窘困,给不了孤苦的张颔以物质上的关爱,但他有一点文化,便早早地教他一些诗文知识,教他一些四声辨别,教他填《九九消寒图》,使童年的张颔从两三岁起便燃起了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也使他孤苦的童年有了一点生活的乐趣。直到张颔本人90高龄,他仍能记起爷爷教他的一些诗文:
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中心。
点画图中墨黑黑,自然门外柳青青。
祖父屋里的被阁子里放着一套《字汇》,门背后还挂着一本《玉匣记》,是一本类似皇历却比皇历还全乎的书。这些书籍培养了张颔对人类文字的兴趣,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兴趣,是否在冥冥中奠定了他未来对古文字研究的基础。
在启蒙阶段,对张颔影响很大的还有同院住的一对干爹干妈。干爹叫郭耀宗,字远峰,会填诗写词,有学问,能写祭文寿文,字也写得很好。干爹的父亲爷爷都做过官,不是县上衙门的什么小官,是有功名,外面像样子的官。祖上守节守孝,品德高尚,朝廷还曾赐过一块钦旌节孝的大匾。干妈叫王希韫,是一位极善良极纯朴有文化的女人,大户人家出身,会背许多古诗词。干爹干妈当时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都对身世十分凄凉的张颔非常喜爱,除了经常把他叫到家里给他一些好吃的食物,还教聪明好学的张颔写字背诗。许多年以后,张颔还能颇为动情地全文背诵干爹干妈教他的古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七八座,八九十枝花。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肃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小窗分与读书灯。
干妈的善良也给张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听张颔说和他在一起玩的乞丐元则会认字,还很孝顺老妈,就让张颔领着她去这个叫化子住的北城门楼子。乞丐家很脏,干妈也不嫌,与乞丐和他的妈妈聊了很久,并且给乞丐的母亲留了一点银钱。这个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年轻太太,如此善良单纯,有这么大的勇气探访乞丐,让张颔终生都难以忘怀,也同时对张颔品德的形成给了极为关键的影响。他们不仅给童年的张颔以物质和文化教育上的滋养,更对张颔完美人格和善良品行的养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张颔九岁,到了上学的年龄。这时他的母亲病得已经很重,卧床不起,又无钱医治,面对渴望上学的儿子,她根本做不了主,也无能力做主,只能日日以泪洗面。爷爷奶奶身无分文,也无可奈何。而能拿得出钱,又在这个大家庭里做主的伯母却极力反对张颔上学,她不想出这个上学的钱。爷爷痛苦地保持沉默,伯父则是惧内,不发表意见。亲戚们巴结伯母,也纷纷反对张颔上学。但张颔的舅家极力坚持要送张颔上学,据理力争,僵持斗争了许久,伯父伯母才勉强同意了张颔上学的要求。
上学的地方离张颔家很近,就在西北坊小学堂。上学前,在爷爷和干爹干妈的指教下,张颔已经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认识好多字,会背许多古诗词,在班里可以说是鹤立鸡群,成绩卓然。但他深知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越发刻苦用功,在班里成绩常常名列前茅。那时的学校学不好背不对是要打板子的,往学生手心打,张颔从没有挨打过。
小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考上高小对张颔是不成任何问题的,但能不能上却是他自己也没有一点信心。那时,张颔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知道和伯母说,肯定说不通。考试过后,张颔仍心情很压抑,在朋友的指点下,他请校役到家里,对伯母说他上高小是保送的,不用出学费。一听说不用掏学费,伯母就无话可说了。这样,张颔这才上了介休县立高等小学校。高小在县城东南角,文庙旁边,地址是过去的绵山书院。初到这所高小,从小对对联有浓厚兴趣的张颔就被校门上的对联震得心里一动,并从此立下了自己的宏大志愿。这副对联是:
川岳锺灵,绵山胜水之间,应多杰士;
典型在望,有道潞公而后,讵少传人。
讵少传人?这句话是激励这些学子的警示,这副挂了许多年的对联对别的学生是否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不知道,也很难以猜测,但对少年张颔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应。
介休地灵人杰,一直号称三贤故里,这块土地上曾产生过三位享誉古今中外的贤者,这副对联中提到的两位分别是东汉时期的大学者郭有道和宋朝的宰相文彦博。对联饱含了对介休学子的殷切期望。张颔当时就心里有了动力,有了目标,也有了更加坚忍的精神。
上学期间,他仍然得到干爹干妈的很多鼓励。尤其是干妈对他鼓励更多。直到现在,他仍记得干妈当时教他的一首叫《跑报则》的歌谣:
好小子,带上串玲跑报则,
一跑跑到北京城,三年两年熬成人,
自熬得,自挣得,自家娶过媳妇则。
什么叫跑报则呢?旧社会天旱久了,就要祈雨,把龙王抬出来游,差不多都是抬到绵山上,有时也去河边,水池边,总之是有水的地方。祈雨的队伍在后面慢慢走,前头一个青年小伙子,一会儿跑远了,一会儿跑回来,跑回来就大喊一声报!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天上有没有云,这个活儿很辛苦。大热天祈雨,身上要穿老羊皮做的皮袄,脖子上要戴上用三个侧刀交叉起来绑成的枷,身上还套着牲口戴的那种串铃,跑起来丁当丁当响。干妈的意思是,要他用跑报则的吃苦精神努力上进,为死去的母亲争光。
那个时候,张颔的爷爷奶奶已先后去世,除了冷若冰霜的伯父伯母,张颔真成了孤儿。干妈也许没敢指望他成为郭有道文彦博这样的大名士大官僚,但希望他能发奋图强,能熬挣得活成个人,能自个娶个媳妇。干妈的良苦用心却激发了张颔顽强求学的精神。他暗下决心,要对得起这位善良的干妈。
高小两年,张颔的学业也非常优异,但也让他吃了不少苦。那时的高小学生,大多数家里比较富裕,平日吃得好,穿得好,冬天有棉大衣,还有《小学生字典》。而张颔却什么都没有,不仅吃得很差,穿得也很少。北方冬天很冷,他耳朵上常起冻疮,手指上脚趾上也起,耳朵常会冻得流脓。直到老年,他还常向朋友和自己的孩子展示自己冻得掉了边儿的耳朵和至今弯曲不能伸展的手指。这都是那两年冬天冻坏的。他很想向伯母讨要棉袄,讨要一本他喜欢的《小学生字典》,但他知道讨也讨不到,伯母有钱抽大烟,却不可能拿钱给他买棉袄和书,便一直忍着。让年幼的他气愤的还有,一些老师常常对富裕人家的学生给予关照,而对穷人家的小孩则给予歧视。临毕业的时候,他愤怒地在黑板上书写了一行字,本校教员,以貌取人!由于他的字写得好,平日里师生都有印象,所以很快就被查了出来。个别老师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大污蔑,要求校长开除他。校长叫杨绍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爱才,把这事压了下去,没有开除张颔。
一九三五年,张颔高小毕业,对他来说,这学校也上到头了。上中学要到外地,他知道自己能考取,但他不敢想,也没去报名。毕业以后,为了能继续学习,他悄悄参加了县城的一个文人社团。这个社团叫行余学社,取行有余而致力于学的意思。学社的负责人叫王中汉,有文化,人也风雅,参加的大都是县城里的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他们都有家有业,来这里都是业余爱好。张颔当时还是个孩子,人聪明,也爱学,这些书法家和画家都很喜欢这个腼腆而好学的小孩,都愿意竭尽全力辅导他,教育他。张颔就是从这时起,开始读《说文》,学书法、学绘画、还有篆刻,等于是跟古文字打上了交道。当时学山水画用的是《中国画山水》,学刻图章用的是《篆刻针度》。学社里笔墨纸砚都由学社负责人免费提供,这让穷得买不起笔墨的张颔十分高兴。张颔学得认真,也学得十分刻苦。他不懂就问,常常自己悄悄琢磨思考,渐入门径,并学有所成,受到这些叔伯一般的老师的赞许。几十年之后,张颔成为享誉全国的古文字学家,成为山西省著名的书法家,可以说就是从这个行余学社起步而打下基础的。
这也许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垂青和关照。山西著名作家韩石山在采访张颔先生后,这样说,像张颔先生这样没有多少学历而终能成大器者,少年时必定有某种引导,至少也是某种启迪,否则,一个寒家子弟,怎会就有那么大的志气,一心向学,终生不懈。
四、走向抗战
一九三七年春天,张颔先生通过外祖父眷弟的介绍,去湖北樊城一家字号叫协玉的杂货铺当了店员。一去数千里,换了别人,在他这个年纪,定会有离愁别恨,然而对早已没了至亲的张颔来说,可以逃离为人十分刻薄的伯母,也许是一种解脱。临走,干妈把他叫到家里吃了一顿火锅,嘱咐他一定要早日成人,好好做事,张颔眼含热泪点了点头。
他先坐车到榆次,第一次见到现代文明的电灯,然后由正太路,再走平汉路,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他从来未听说过的樊城,即现在的襄樊市。张颔当小伙计的这家商铺是做食盐、棉花、粮食等批发生意的,老板也是介休人。字号里的人员分四个层次,张颔是第四层,最下层,主要负责打扫店里卫生,包括给老板提夜壶,打洗脸水,甚至给老板吐痰用脚去擦。这些事,对于从小吃惯苦的张颔都不算什么,他为人恭敬,做事勤勉,加之老板后来发现他写字画画都很好,对他就亲切起来。所以张颔在没事的时候,练习书法和读书,老板也从未对他说过什么。去樊城时,他除了带行李,还带着毛笔砚台,画笔画碟,带有一本《芥子园画谱》,还有一本《鲁迅自选集》。不忙时,他从不和其他伙计一起聊天胡扯,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画画。他的画画得很好,不仅周围字号的伙计争着要,就连来往的客商也喜欢,通过掌柜讨要,这让老板脸上有光,也就默许了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也就是从做小伙计的那个时候,张颔开始写文章了。
到樊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满腔热血的张颔马上写了两首鼓舞抗日斗志的诗歌,投到当时的《鄂北日报》,不久就发表了。由于看了《鲁迅自选集》,他也开始练习写杂文,其中一篇杂文的名字叫《南漳武镇的拉伕术》,是揭露国民党地方政府黑暗的,报纸也很快登了出来。这对张颔是极大鼓舞,那时没有稿费,只寄给邮票。
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武汉失守后,张颔所在的樊城来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过来轰炸。张颔不久就随店铺搬迁到了宜城。山河破碎,日寇猖獗,让年轻的张颔时时热血沸腾,他从报纸上不断看到大批青年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于是他也决心投身抗战,回山西抗敌前线,亲手打日本鬼子,即使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早在介休上学的时候,张颔就经常参加一些国耻纪念会,记得曾唱过这样一首歌:
请看那印度朝鲜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更丧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从小张颔就有不当亡国奴,抵御外辱,为国家出力的志向。现在,他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和掌柜提出辞职。掌柜很支持,立马就答应了他,并赠送一笔钱做路费。于是,张颔和另一个也想回山西参加抗战的小伙计一同上路。从湖北到河南,然后坐车到了西安。因为事先已和在抗日前线的堂兄张帆有过联系,他很快又由西安徒步到了正与日本军队交战的乡宁县,在这里,他进入了抗战干部学校十五分校,由于他有文化,写字也好,分校任命他为干部团十七大队干事,相当于团部文书。团部工作虽然很忙,但热爱读书的张颔还是利用闲余时间学习了《联共(布)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新哲学人生观》等一大批进步书籍,思想觉悟和对抗日的认识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这段抗战岁月里,对张颔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早期党员杜任之,杜早期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在德国留学期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联系人是我党早期革命领袖王若飞。杜任之当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院长。张颔由于学识好,不久就调入这个研究院任干事。杜任之很喜欢爱学习且忠厚的张颔,对他一直很关心,把他当小弟弟看,经常在理论学习和生活上给他以辅导和帮助。
在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张颔想去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校,他内心还是有强烈的求知欲。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难以成行。杜任之知道他的想法以后,极力挽留他,希望他能留在身边,说鲁艺是好,可是,延安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在这里一个人顶一个人用。尊敬的领导和师长这样说,他只好放弃了再去投考鲁艺的念头。但他仍一天也没有放弃钻研,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特别是有杜任之这样学识渊博的人的指点教育,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此期间,他还写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章,可惜一直没地方发表。
一九四二年,杜任之被委任为孝义区战工会的主任委员,这里也是抗日前线。他把张颔也带了去,任命张颔为总部秘书室秘书,负责战工会文稿电报的起草整理发放。工作非常辛苦,冬天很冷,手指经常冻得捏不住笔。但从小受了许多苦的张颔从不叫苦叫累,始终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受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喜欢,但是,张颔心里一直有两个很大的遗憾,一是一直未能身临一线,亲手参加消灭日本鬼子。第二就是没能如其所愿,投考延安鲁艺学校。
在孝义抗战期间,张颔还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那就是在这里结了婚。夫人叫尚雨湖,孝义城里人。岳父叫尚学融,和老革命家彭真是中学同学,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日本人曾让他当维持会长,老人断然拒绝,整天在城外自家菜园里种菜,日本人拿他也没有办法。张颔的夫人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很有修养。夫妻俩人婚后一直和睦幸福。夫人对张颔工作和事业的帮助也很大,堪称贤内助。
五、文艺青年
一般地讲,当作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才能;三就是丰富的生活阅历。张颔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他从小聪慧,反应敏捷,对自然和社会感悟能力也很强。至于才情,可以说,他是从三四岁起便开始接受我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稍微识字以后,又阅读了许多古典名著和经典诗词。在生活阅历方面,由于他的家世,由于他少小外出做店员,参加抗战,在他这个年龄也是十分丰富的。也许是少小的悲哀和孤独的处境,一直让他有种倾诉和宣泄的强烈愿望,他可以说从十六七岁便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樊城当店员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诗歌和杂文的写作,并有两篇在当地报纸发表了。
在乡宁和孝义参加抗日战争期间,张颔又在繁忙的工作余暇,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诗歌和杂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些作品根本没条件和机会发表和出版。但他十分珍惜地保存在自己身上,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走到哪里带到那里。
抗战胜利以后,张颔回到太原,作为宣传特派员,他参加了《工作与学习》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写了一大批酣畅淋漓,针贬时弊的杂文。张颔后来回忆说,我特别喜欢鲁迅的文章,17岁在湖北樊城就带着《鲁迅自选集》,经常拿出来研读。那时候年轻,一写起文章,就感情汹涌,思绪飞扬。他的文章发表后,由于直逼现实,文辞铿锵,富于战斗性,又机智俏皮,很受读者的欢迎。下面选取张颔署名谷雨的一篇杂文《一列奇异的游行队伍》,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杂文的一些特色:
我的年纪虽然不算大,但在世上也活了二十多年,我虽然没有见过世面,但在中国也曾去过五六个省份。我也参加过好多次的群众游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像前天所见到那一列奇异的游行队伍。
纵队的前面是一锣一鼓的交响乐,那声音和娶媳妇嫁姑娘的音乐比较,没有那么愉快,和埋死人的音乐比较,又没有那么悲哀,枪毙罪犯也不用这种音乐,小偷戴上纸帽子游街,又不如这个滑稽。总之,姜子牙坐骑,无可比拟,非驴非马叫做四不像吧。
后面跟着一队综合性的穷人大众,有的是皓首苍鬓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有的是三寸金莲牙齿脱落的老态婆,有的是先缠后放改成箩卜脚式的大嫂,也有怀中吃奶的小娃娃。人上一百,行行色色。腊月二十九,什么人都有。
经我细打听,原来是盟邦友国,对中国也能实行善后救济,为了扩大印象,所以锣鼓喧天大街游行而且要制成影片搬上银幕,公诸世界。我想这是应该的,时代进步了。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些礼教用语早该推翻。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应该改为施惠莫忘,受恩更应莫忘。中国的穷人们啊!天高地厚之恩,应当刻骨铭心,永久不要忘记。
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辛辣地讽刺了美国人的所谓慈善义举,读来既让人捧腹,又让人深感痛快。类式的杂文,张颔写了许多篇。这里我们再截取他写的《青年与迷信》中的一小节供大家欣赏:
我平生见过两种神仙,一种是庙里的塑像和画像,有的庙里只有男神仙没有女神仙火神真武等。有的只有女神仙没有男神仙水母后土娘娘。有的男神仙在前女神仙在后宫城隍等。有的男女神仙坐在一块儿土地皇王等。男女神仙当然有道行,不会发生性欲问题,但是五道神又要在人间胡乱找女人,这是神仙应有的道德吗?土地奶奶和皇王奶奶的子宫并没有被割去,她们又没有梅毒一类的传染病,为什么各地方的土地皇王奶奶都不生育呢?如果一个人病了,一方面吃了药王爷的妙药,一方面阎王非要他的命不可,那么这个人究竟应该是活呢,还是应该死呢?
总之,神仙是宗教家在他们知识范围凭空捏造出来的模型,我们中国不知有多少的良善百姓上了他们的当。
张颔在文章中把自己平时的知识积累和生活阅历,用得如此纯熟自然,有力地揭露了封建迷信的虚伪和丑恶。他的文章往往雄辩滔滔,一泻千里,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非得一口气读完不可。
有一点这里应该提及,从那个时候,张颔的许多文章已流露出对文字学的兴趣和偏好。他的一些杂文常常引经据典,穷究深考,独抒心机。例如他的一篇题为《人言为信,止戈为武》,就在文章中通过对古语的阐释,鞭挞当时的现实,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他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古人造字,信与武的架构,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我们祖先造这俩字的朴素含义。读来,不仅让人长知识,而且深悟了其中的道理。张颔先生后来在古文字研究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由此便可以看出端倪。除了积极从事写作,他还组织了许多文艺活动,激发文艺界人士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1946年农历五月端午节,他组织了诗人节纪念活动,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写了《屈原诗传》,并在会上作了朗诵。他的诗写的激情澎湃,苍凉悲壮,很有气势,句子也朗朗上口,富于煽动性和战斗性,公开鼓励文艺界人士要不满现实,敢发牢骚,大胆抗争,为国家民主和强盛斗争,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从那时起,
楚国卷入了暴风雨,
饥饿,
死亡,
兵荒,
马乱,
奴隶的枷锁和皮鞭,
一起搁在楚国人民的身上,
汩罗江的水,
老百姓的泪,
千年万年流不干。
每个与会者都能听出这里是暗指国民党反动派,大家在会心一笑的同时,都激发起争自由争民主的一腔热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颔先生出版了他的两本重要的文学著作。一本是小说《姑射之山》,一本是诗作《西里维奥》。《姑射之山》收录了他的四篇小说,分别是《蝙蝠》、《债与偿》、《惠民壕》和《杜鹃》。这几篇小说都是他在晋西北抗日前线写就的,内容都是他在姑射山收集到的材料。有的是反映抗日期间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故事;有的是反映晋西北农民的悲惨生活。张颔的文笔很好,立意深邃,结构完整,叙事流畅。从这四篇小说看,张颔先生最为擅长的是语言的运用,修饰语繁复自然,曲尽其妙;最为可贵的是外部景色、人物心情与事件的推进,紧密绞合而又浑然一体,既顾及时势的倾仄,更萦系人物的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畅达的叙述。
《西里维奥》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是根据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小说《射击》改写的。山西大学教授于振先生对张颔的这部长篇叙事诗给予了高度评价,《西里维奥》之所以能够改写得这样好,固然,主要是因为普希金原作写得本来就很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惊服张颔先生该作技巧底高妙,我想,假设普希金这篇东西原来就用诗体写出来,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在中国新诗还没有一个确定方向可走的今日,这一部由外国大诗人散文作品改作过来的长诗,无论如何,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韩石山也给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我的看法是,虽是改写,情绪饱满,节奏明快,自然流畅,堪称佳作。可惜的是,这样一首优美的长诗,别说在中国新诗史上,几十年来,也从未有人提起过。
《西里维奥》没有在诗坛引起应有的重视,也许是因为张颔后来改了行,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也许是他为人太低调,从不张扬。但对张颔先生所有创作都比较了解的韩石山认为,以张颔先生的才情和智慧,如果一直从事文艺创作,成就和声誉不在山西省文联那几个老作家之下。
张颔先生没有再从事小说类的文艺创作,是幸,抑或是不幸,这很难予以回答。但对中国的古文字学研究,却是一个大幸。山西文坛,中国文坛多一个少一个作家,也许不会影响什么。但对中国的古文字研究,如果没有了张颔先生,至少到现在为止,许多有如天书般的中国文字和文物之谜,我们还是一片迷茫。这是肯定的。
六、华丽转身
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也应当是肯定的。但如果你内心深处强烈地期待着什么,或者具备某一方面的潜能,只要你执著于它,时刻想捕捉到它,我想,命运或许在某一天为你会打开一扇门,或者一扇窗。张颔先生之于古文字学,或许就是一个实例。应该说,直到山西省委领导决定张颔去考古研究所工作,张颔先生也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会全部交付给古文字学,所有的人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在古文字学上做出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但是,对中国古文字学的热爱,对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很痴迷的张颔,终于在几经周转,职场变迁之后,幸运地从事了他可以展示自己聪慧和才华的古文字研究事业。
解放前夕,张颔离开了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来到北平,追随老领导地下党员杜任之,被推荐到文法学院任文书主任。在这个时期,一直追求进步的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解放后,党组织又安排他到华北大学第一大队十区队一0二队任队长,相当于班主任。一年之后,又调回山西,经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世英同志介绍,调入省委统战部工作,主要负责和山西的民主人士联络。
应该说,张颔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在统战部工作期间,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事,但对工作兢兢业业,主动积极。山西的民主党派都是在他的手里成立起来的。当时的民主党派只有市级组织,没有省级组织,有两年时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省一级的民主党派机构。不久,他升任为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
张颔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时,笑谈自己也曾工作之余有过不务正业的事情,那就是特别喜欢古物。当时的省政府院里有个文物室,说白了就是有个储藏古文物的仓库,由一个叫何泽农的老先生负责看管。由于喜欢文物研究,张颔常去那儿转悠参观。何泽农先生五十多岁,平日也没人去他那里,所以张颔去了十分热情,而且很耐心地给他讲解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张颔对这些文物很有兴趣,又专门上街在市面上买了有关的书籍细细研究。当时,文物室有个陶瓶,尖底,有两个耳子。他觉得是古代的敧器,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把这个古物吊起来,给里面注满水,水便洒出来了。注上半瓶水又正了,水全倒出来便斜了。这就跟孔子在鲁桓公庙里所见的古器相同,孔子的说法是虚则敧,中则正,满则覆。最后终于弄明白了它的原理,也弄清了它的制造年代。后来他把这些写成一篇考证文章,叫《尖底中耳瓶和敧器的关系》,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这是张颔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考古文章。
张颔不仅喜欢古物,也喜欢鉴定古器物。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集宝卷。在山西研究宝卷,张颔是比较早的,早在1946年,他就在老家介休收集了几十种宝卷。知道他喜欢,后来又有朋友收集来不断送给他。
宝卷在全国流传很广,在山西主要是在晋中一带,是一种劝善书,也是一种文学作品,和佛教的变文有一定的关系,自东汉以来对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诗歌、雕塑、绘画、音乐,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赞、偈銘、谶等文体,在文学上别树一帜。唐宋学者在文学作品中都喜欢融合佛理。特别是变文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更大,宝卷就是直接衍化而成的。研究民间文学,宝卷里的资料很丰富。在晋中介休一带的宝卷大多是手抄本,都是民间辗转抄写的。张颔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抄写过宝卷,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料。1946年他从太原回介休探亲,就有意识地做过访问,共登记宝卷三十一种。抄写年份最远的是《慈云宝卷》,是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一七八年﹚的抄本。在张颔老家一带,念宝卷等于念经,民间视作一种善事,所以也很受民间百姓的欢迎。
在省委统战部工作的这段时间,不忙的时候,张颔就把搜集来的宝卷归类整理,分析研究,写了篇文章在省文联的刊物《火花》上发表了,题目是《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时间是一九五七年。这年的秋天,张颔受统战部的安排,去高平下乡检查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工作。因为不太忙,他请当地朋友作向导,细细地考察了长平古战场。张颔对一切古迹和传统文化都有兴趣。早在樊城当店员的时候就到三国战场做过调查。这次到高平下乡,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张颔对长平古战场的兴趣,最初是古人的诗歌引起的。唐朝著名诗人李贺就写过《长平箭头歌》,张颔一直记忆很深。诗是这样的:
漆灰骨末丹水砂,
凄凄古血生铜花,
白翎金杆雨中尽,
直馀三脊残狼牙
从诗里能看出,李贺不过是见了一个长平古战场发现的断镞,就发了这么一大通感慨。这感慨对无心者来讲,也许不会产生什么联想,但一直对古文化颇有情趣和爱钻研的张颔来说,就勾起了强烈的想一探究竟的期望。那次在高平出差期间,他对丹朱岭、长平、五报村一带的山川形势认真进行了观察,还步行到弃甲苑和谷口一带进行了观察和访问,从谷口的山上眺望米山一带的形势,并把所获得的印象和有关文字进行仔细对照。考察后回到太原,他又翻查了很多史籍,仍发现了不少疑问。比如秦长垒和赵括所筑的赵东垒究竟在谷口哪一地带,廉颇屯军的赵西垒究竟在高平县北六里的韩王山呢,还是在高平县的东城十里大粮上,或者两处都曾为赵壁。关于秦坑的具体地点,也存在着问题。关于秦军遮绝赵军后援的道路问题,双方有关数字,有关时间,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张颔都一一作了分析,能勘定的勘定,不能勘定的只有存疑,并写了一篇《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的文章,发表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上。
在统战部的几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张颔的兴趣可以说全在这些古人古物上,研究敧器,研究宝卷,考察古战场,有写过文章,所以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就聘请他作顾问。一九五八年,全国各条战线大跃进上头下令,各省都要成立中国科学院的省级分院。成立分院得设几个研究所,尤其是考古所,对山西来说不能没有。谁能当得了这个考古所所长呢,在省委会上,文教部长王大任说,考古所所长,只有张颔当得了。于是,省委将张颔调出统战部,任命他为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的所长。这一年张颔三十八岁。
这次转行对张颔是有历史意义的,对中国古文字研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的这次由省委机关干部的转身也许对张颔的仕途具有难以言说的影响,但对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却是一件幸事。十几年后,省委领导郑林说,看来当时我们用张颔是用对了。他的一番话有一定道理。山西多一个少一个党务行政干部也许无关什么大局,但古文字这个偏深的领域,确实为张颔提供了大展手脚的空间和舞台,并为中国文化领域促成和打造了一个大家。
七、 考古所长
从一九五八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七八年,是张颔在业务上的学习期,也是事业上的一个发展期。
尽管张颔从小喜欢古文字学,而且有扎实的功底,但学历只有高小,而且仅在业余时间学习研磨了一些知识,发表了几篇有关论文,但他知道这仅是个基础,要在考古和古文字方面真正有所成就,就必须刻苦、刻苦、再刻苦,不仅要做懂点行的领导,更应成为这方面的内行和专家。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信念,一到考古所,他就开始潜心学习。他在晚年这样回忆道:我这人,有股子劲,你说干一行爱一行也行,说是不让人也行,反正是做什么就想做成个样子。过去人常说,没有三年的外行,说的是手工业行里的事。意思是,跟上师傅学手艺,再难的手艺,有三年也学会了,成了行家。这道理,用在做学问上也是成立的。考古再难,也不过是一门学问,我就不信,下上三年功夫,还是外行?你们不知道我下的是什么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后来我也悟出来了,学问上的笨功夫,就是背的功夫。钱钟书下的就是这号功夫。不过人家脑子好,记得快,我脑子不好,记得慢。这没有什么,人十能之己千之。记得慢也有慢的好处,就是牢靠。
那时的张颔已是近四十的人,但是他以人十我千的精神,每天刻苦研读。像小学生一样,看,轻声念,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背会为止。背的时候,一定要有声儿。他家墙上一直钉有两块木牌子,叫水牌,过去店铺里做记账用。这是他托朋友从介休找来的,凡是要记的,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三个月两个月看,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这样的笨功夫一下就六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进了牛棚才停下来。当时的他,已有三个孩子,孩子们见他这么死记硬背,还笑话他这个当爸爸的,但他仍坚持不辍。
如此刻苦带给张颔很多好处,不仅写文章一泄千里,就是去哪里开会发言,他引经据典,从不拿手稿,一大段古书上的文句,哗哗哗地就背了下来,与会者无不惊奇,无不佩服。有一次开学术会,他背完有人说没听清,正好会议是在大学教室里,旁边就是黑板,张颔拿起粉笔就写,有好事者找来古书对了一下,只有一个标点符号有争议,于是,大家惊呼奇人。
有一次,在长春召开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发言,讲解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讲完之后好多人不懂,张政烺也没办法让他们明白,于是就请张颔上来再讲一遍。张颔研究过《周易》和筮法,于是上台把古文书写在黑板上,并做了详细的讲解,与会者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张政烺先生事后十分感谢张颔的支持,并对他的学问表示非常佩服。
张颔先生认为,做学问,不光要下背的功夫,还要有慢的功夫,什么时候都不能急急慌慌的。沉住气不少打粮食,庄稼人的这句话,做学问也能用得上。慢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学问,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个功利事,人大多是无利不起早,有利盼天黑。好不容易在学问上有点新发现,上午发现,恨不得下午就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几个肯耐住性子,为增加一点证据,放上十天八天,三月两月,甚至三年两年,事实证明,谁舍得下慢功夫,最后他的学问肯定做得最好。
这是张颔先生的经验之谈,也是许多有大成就的人的切身体会。张颔非常喜欢宋代诗人的一首诗:
一团芳草乱篷篷,
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
慢腾腾地煖烘烘。
这首诗的意思是,芳草点然了,火势再大,轰地一下就没了。榾柮这种树根,硬,烧起来没明火,可是耐久。做学问就要这样,慢腾腾,可是烧起来却煖烘烘。
张颔正是在学问上坚守持久坚韧的慢功夫,在这几年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的飞跃。《张颔集》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七八年里完成的。有几篇在当时还很有影响。比如《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文戈铭文考释》《庚儿鼎解》《陈喜壶辩》《晋阳古城勘察记》。这些著作也奠定了张颔先生在考古界和古文字学领域的地位。省委的一位领导高兴地对张颔说:张颔呀,这才几年,你就真成了专家啦。
一位著名作家也这样评论道:以张颔先生那个学历,那样一个起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奇迹。
奇迹,来源于张颔的刻苦。拿一位他的朋友的话说,张颔这一生,可说是苦孩子,苦奋斗。张颔先生认可这位朋友的话,他说他这一辈子那一样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八、古迹考察
从任考古所所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段时间,张颔先生领导并参加了两次大的古迹考察活动。
候马东周文化遗址的挖掘从1952年就开始了。中科院撤销后,考古所并到了文管会。张颔是文管会的副主任,又是考古所的所长,侯马工作站就成了张颔长期蹲点的地方。
当时对这一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以及是否新田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有的认为,这一遗址可能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应在曲沃西南二里的古城一带,说新田在侯马一带缺乏科学根据,但最终还是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这里为一处极为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址。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许多地方的发掘考古也下马了。但侯马的勘探发掘被文化部定为全国考古发掘重点之一,力量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为了便于领导协调,成立了更高一级的考古发掘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当时的侯马市委书记,副主任委员有两个,一个就是张颔,张颔还兼任考古队的队长。张颔对这次发掘充满热情,长期蹲守在发掘现场,与勘探队的同志们同吃同住同挖掘。
这次发掘会战很有成效,得出了比上次更精确的结论,将以前侯马东周遗址的叫法改为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并且弄清了这个晋国遗址的范围,是以现在的侯马镇为中心,总面积三十三平方公里。包括牛村等五个毗连的古城在内。古城内有宫殿遗址,古城外有各种手工作坊和村落遗址,有很多陶范。侯马发掘出的陶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数量大,三万多块,其中带有花纹的一万多块,能识别出器形的有一千块左右,可以形成配套说明铸造过程的一百件左右。二是集中。平阳机械厂附近一处就发掘出了上万块。张颔发现一层陶范一层瓦片,堆积的非常规律。
这批陶范的出土,对于我国铜器铸造工艺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几十年后,张颔深有感触地回忆道:面对这些陶范,我深有感触,觉得从事考古的人是幸福的。当你勘探发掘时,你觉得古代离我们多么遥远,这才几千年,尘土竟积下这么厚。但是,当你面对这么多陶范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一切恍如昨日。摩挲,研究侯马的陶范,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大气,华美!1961年春天,张颔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侯马东周遗址陶范花纹所见》,寄给《文物》杂志,当年第十期就刊登了。而且他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长诗以纪念这次发掘成果。
考察晋阳古城遗址也是张颔那段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晋阳在历史上很负盛名,遗址在现在太原市西南,原先叫晋阳县,现在叫晋源区。历代有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好多有名的历史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过去对晋阳古城只有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没有做过正式勘察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张颔组织主持的这次勘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勘探,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收获不小,不只找到了东周时期的古城址,还较为准确地勘定了这个古城的范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开始张颔先了解有历史意义的村庄,访问当地群众,然后从当时晋源县西南一公里的南城角村开始发掘,很快,在这个村子的二郎庙的下面,发现了一段古城遗址。通过钻探,证明南城角村的整个村址,大都坐落在古城墙上面。接着他们又用探铲由西向北,追踪探寻,找到古城的北址,顺便他们还勘察了跟这个古城遗址有关的三个古城遗址。勘探之后,张颔先生亲自写了考察报告。在遗址的断代上,他认为古晋阳是东周时代的,很有可能就是智伯瑶水灌的晋阳城。为之后的遗址及考古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九、五清干部
狂热的政治运动摧残和泯灭了许多人的良知,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喧嚣疯狂的运动中一直保持和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张颔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六四年,张颔作为四清工作队派到了原平县张村任工作队的队长。
四清就是整顿农村干部队伍,把那些四不清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出干部队伍。采取的方式和解放前做地下工作似的,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动员群众揭发,然后进行批判。一时,农村气氛十分紧张,随着形势的发展,气氛也越来越有*味。张颔通过深入了解,发现张村干部队伍情况并不严重,便依据党的政策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但是他的这种处理,却遭到了上级,也即四清工作团领导的批评指责。一位副团长说:张所长,你的那儿怎么没有动静啊,是不是撕不开面子啊?张颔冷静地回应道:村里不是没有问题,有个队长占用公家的钱不少,退赔一时也退赔不了,我已让他写了还款计划,保证明年年底全部还清。这个副团长步步紧催,马上又道:其他人就没问题了吗?张颔仍平静地说:干部里头不是中农,就是下中农,连个富裕中农也没有。借钱最多的一个是贫农。逼得太紧,阶级阵线搅乱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副团长见他这么说,虽然心里很不满意,但又说不出什么,以后就不催他了。
四清工作团领导不催了,但村里的几个积极分子又不满意了,有的积极分子说他已交了入党申请书,运动过后还想入党呢,运动中没有突出表现,入党的事怕要黄了。也有的积极分子和个别干部有矛盾,想借运动狠狠地整对方一下,出口恶气。有个出身雇农的积极分子在会上气势汹汹地质问张颔,指责张颔是老右倾,面不慈,心太软。老右倾是四清工作团的人送给张颔的一顶大帽子。但张颔仍然不为所动。会后,张颔把这个攻击他气势最狂的农民叫到屋里,敞开心扉地对他说:你说我是老右倾,没有关系。明天我就左起来。那个大队干部的问题就那些,不过是多借了大队的钱,再就是一点男女关系。我把他整上一顿,运动一完,我回到省里,还是我的考古所所长,你想过你没有。现在谁都知道你是积极分子,一直跟他过不去。你只有一个女儿,还嫁到村外,他可是有三个儿子,个个都是生货,真要处理了他父亲,往后他三个儿子能饶了你?
张颔如此一说,那个农民一下子明白过来,连声说:张队长,还是你真正关心我。还说:我不是心眼多坏,实在是感谢毛主席共产党领导贫雇农翻了身,想为毛主席共产党出些力气。既然张队长这么说,我就不闹了。几个积极分子都不闹腾了,村里就安宁了许多。直到工作队撤离,张村都没出什么不稳定的事情。后来,村里还有许多人来省城看望张颔,感谢他工作细致,为人心眼好,能严格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没有过激行为,有政策水平。这些农民还告诉张颔,四清过后,当地有一些农村宗派矛盾加剧,很多年都闹腾得不可开交。只有张颔没留下这种四清后遗症。那几个四清中受到批评的干部也心服口服。
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张颔在四清工作队期间,还把所在的张村的历史也搞清了。张颔到张村不久,就发现这个村的文化蕴涵极为丰富。有些文物就在地表上,比如古长城遗址,烽火墩、碑刻,通过仔细考察,张村还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为此,他借回家探亲带来了经纬仪、天文望远镜等仪器,运动不忙的时候,就在村子周围进行勘察。通过勘察,他发现张村这个地方,古代遗物保存在现在地表之下当属不少。而且这里历史久远,可推至战国时期,根据发现的遗迹,张颔推测张村这一带,在战国时代就是一个繁荣的政治军事中心,决不单纯是有关军事活动的交通要道。近期明、清年代,这一带也有大量文物遗迹,证明这里也曾有大的城市存在。根据考察,张颔连张村这个村名的来历也考证了出来。早在东周时期,张村就可能成为居民点。村名在明洪武以前就已确定。他这种极为科学而缜密的勘察和考证,使张村的干部群众极为振奋。他们都想不到张村有这么辉煌的历史,高兴地说:张队长来我们这儿,不是四清,是五清,把我们村的历史也给弄清了。
十、文革磨难
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作为一辈子研究文化的张颔肯定也是在劫难逃了。若干年后,张颔先生对朋友说,提起‘文化大革命’真是让人心寒。运动我也经过几场,哪一场都没有这场这么荒唐,这么残酷。这就不叫个运动,叫什么呢,叫它灾难都轻了,该叫炼狱,把你老祖宗的底儿都翻了,把你心里的底儿都翻了,把你的尊严和自信打掉了。
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张颔先生是一次炼狱,对许多人都是一场炼狱。运动刚开始,张颔还在原平搞四清,不过已不在张村工作队,到了检查组,他很快嗅到了大革命的*味,时间不长,文物系统的造反派就来原平把张颔揪回到太原。开始,张颔还以为自己是个副职(文管会副主任),不过是个陪斗,没想到一上批斗会,矛头就全对准了他,原来他不仅有走资派的头衔,还有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头。前面几次批斗,只戴纸帽子,弯腰屈背,站上两个小时。后来他才知道,真正厉害的是小会批斗,叫拼刺刀,就是要刀刀见血.会上,人们狂呼乱叫,不停地叫喊,张颔必须老实交待!张颔不交待,就砸碎他的狗头!
对张颔的批斗,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出身。张颔一直填的是工商业者。造反派说,既然是工商业者就是开商店的,要他交代家里有多少浮财。而张颔不过就是一个店员,跟雇农一样,哪里有什么浮财。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党员问题,说他是假党员。最可笑的是,说张颔用给孩子起名字这个事,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军宣队的一名军人无中生有的说,他给他的两个孩子起名,一个叫狗狗,一个叫毛毛,这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是什么!我早就怀疑他的用心!
张颔孩子的小名其实叫猫猫,他喜欢猫猫狗狗这些小动物,就给孩子起了这么个贱名。张颔耐心地给造反派和军代表解释了这个问题,但军代表却高呼口号,要他从新老实交待。批斗完了,造反派们把张颔关进了学习班.学习班比牛棚还厉害,是组织行为,造反派威胁他道:好好交待,否则叫你走着进来,躺着出去。因为他在侯马工作站长期蹲点,侯马的造反派又把他揪回了侯马批斗,说他是黑文化部阎王殿的黑小鬼,黑省委的黑干将。侯马工作站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
除了批斗,造反派还勒令张颔每天打扫院子,打扫机关的男女厕所。那段时间,张颔先生思想十分痛苦,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他想不明白,自己追求进步大半辈子,怎么到了这个年纪反而成了反革命分子。有时夜里睡不着,他就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跟上你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他们这么虐待我,糟践我,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你管不管?
清理阶级队伍时,张颔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及现行反革命、假党员、特务。他的爱人尚雨湖也被关入牛棚,因受不了毒打而栽了水缸自杀,幸亏发现早,被人救出来而未死。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局领导让张颔先生写一篇自传。他怕回忆文化大革命那些悲惨的遭遇,不想写,局里就让他的儿子张崇宁代他写了。张颔对朋友说,我一提起过去的事,心里就麻烦,手也抖,写不下去。他还说,我最怕写个人材料,这同我怕开会发言,怕填个人履历表,怕外人来调查采访是一样的。遇到这些事,心里就发慌,脸就发烧,血压就升高。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受到的毒打和折磨就不必说了。
后来,张颔先生写了一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诗:
回溯时年劫难时,
凶蝥挂网密盘丝。
灾罹恶煞魂出窍,
兵构红卫血染旗。
非刑苦练荒唐狱,
冤愤曾吟绝命诗。
精气摧伤元气损,
此身合着薛萝衣。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当年的张颔先生心情是何等的悲苦和无奈。薛萝衣乃隐身者之衣,意思是无心用世,退隐山林。对一个年轻时就以身许国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沉痛的吗!当时的张颔正是四十几岁年纪,可以说是做学术的大好时光,如果没有这文革,能做多少事,做多少研究,写多少文章。
文革期间,张颔总共住了七年牛棚。开始,除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文章以外,其他都不让看。后来看管的松了,张颔就细细地研究起《高厚蒙求》里的天文学部分,还找来些其他书籍参照研究。为了便于观察天象,他用《毛选》的硬壳盒儿,制造了一个观测仪。夜间观察天上的繁星,感觉和读书一样有滋味,也暂时让他忘却关押的痛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颔琢磨出了无影塔的道理,后来自己找了块明朝的大砖,参照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登封县建造观星台附设圭表的原理,与南宫说无影石表的原理,合二为一设计制作了一个无影塔模型,用直观形象来介绍我国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张颔在研究侯马盟书的时候,就运用了这时学的天文知识,勘定确证了一条盟辞的具体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颔先生向省市领导建议,在太原市区某个群众多、风景好的游览场所,建造一座无影塔,不但可以普及科学知识,宣扬古代文化之精粹,而且能点缀风景名胜。省市领导很高兴,都表态支持这一建议,并几次勘察地址,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座蕴含古代文化的无影塔始终没能建造起来,成为一件憾事。
十一、破解盟书
侯马盟书的破解,是张颔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的顶峰之作,在中国古文字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侯马盟书的出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旬。天气冷若冰霜,刚发掘出来的时候,在场的考古人员就本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都非常激动。这就是编号为第十六坑的第一批六十件盟书,其中包括十六坑三号篇,后来被郭沫若院长认为是盟书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六国古文)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都相当可观。
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文字资料奇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十余年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考古学界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发现了,并且文字内容丰富,大家怎么能不激动呢,有一个同志竟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张颔先生正在原平参加四清运动,他一听说发现了盟书,立刻向总团请了七天假,奔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的文物,并对刚刚出土的这些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观察辨认了这些片石标本上的文字,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这是张颔专门研究侯马盟书的发端。郭沫若在看了张颔的这篇文章后,也撰写了文章并确定盟书文字,和张颔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二期上。
张颔先生本想继续研究侯马盟书,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潮流,很快就将他淹没了。被揪斗、关牛棚、被强制劳动,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研究侯马盟书的一切条件。那段时间,他的心情极为苦闷,也极为凄楚。直到一九七三年,他才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
这年的秋天,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同志来到山西,他是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理篷皮杜参观云岗石窟作准备工作的。张守中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给王冶秋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务院图博口部门能对侯马盟书的整理工作给予支持。王冶秋同志马上表态同意,在文化大革命还在轰轰烈烈进行的一九七三年,王冶秋的指示,无疑对侯马盟书的正式整理是个极大的推动。很快,省有关领导及时召开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侯马盟书整理小组。当时的张颔还在牛棚里关着。一些省领导自己也是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都不敢表态让张颔出来参加整理工作。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长兼党组书记卢梦同志冒着风险拍了板,同意张颔参加盟书整理工作。由此,张颔获得了解放。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研究后,张颔分管撰写盟书的译文和考证。
终于从暗无天日的牛棚里出来,而且又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盟书的译文考证工作,张颔的心情十分愉快,他马上就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之中。许多年以后,张颔回忆自己这段经历,笑称是以戴罪之身绎读侯马盟书,其心情甜酸苦辣可以想像得见。
对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过程,张颔先生做了全程记载,他起名为《侯马盟书观察及思考日记》,其中有对盟书观察的方法与手段,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智慧和科学家的缜密,也能看出他探究研读的艰辛,以下选取其中一天的记载:
标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于这个条件,似用硬水(在无蒸馏水的情况下)烫涤,其效应:
(1)土花入水,四处奔散,如奔星散素;如再将标本在水中摇涮,其结果土花尽无,只留酸钙质朱书,由暗转亮,较前清晰;
(2)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喷射,字迹宛然无损;
(3)出水后二十分钟,本已干(无水花只用湿气),用放大镜观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现在能看到二十三字,还有半个字者八个,不计在内。现在放到盆内,明天看全干后的效果。
他的记载中还有大量的政治学习的记录,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张颔迫于形势,只得在潜心研究盟书的同时,接受政治的煎熬,内心的苦闷和无奈是可以想像得见的。但很多时候,他是沉迷在了这一古文字的浩大工程之中,忘记了个人的忧虑和悲愤。
《侯马盟书》在一般人看来有如天文,根本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奇文异字;即使对张颔这样有古文字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也确实颇为费解。他们也不得不一次次反复绎读,在几乎是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慢慢摸索着前行。张颔在破解盟书的过程中,不是单学科骑兵突进,而是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融为一体,多学科的相互参证。他严格遵循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原则,不仅有亲自考古发掘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运用标新学对出土的每个玉片石片,详细观察记录,对出土坑位、方向、深高及种种随葬品了然于心,而且博引文献,对照历史典籍上的材料分析比较,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相互证明,相得益彰。张颔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的独到之处,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打破了过去学术界倡导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认为,只有致力于立,为立而破。才是治学的正途。他不纠缠于不同观点的枝节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探讨与印证,证据确凿,逻辑严密,结论自然可以取信于人,谬误与不妥的观点也就必然相形见拙,不攻自破。他在研究中,还十分虚心采纳别人好的见解,并不固执一己之见。也正因为张颔先生的刻苦、辛苦和不懈努力,他对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有了很大的进展,并很快写出了详尽而缜密的文字材料,最终于文革后期正式出版,将侯马盟书的绎读破解公之于世。
张颔先生的《侯马盟书》与一般的考古发掘报告不同,不仅是盟书资料的集大成,也是盟书研究中,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著。这本书全面展示了侯马盟书出土的资料、内容和收获,论证了盟书的性质、内容及各方面的意义和科学价值,是春秋乃至先秦史研究的必读书之一。书中极为准确地考证出侯马盟书是公元前四九五年晋国赵鞅,就是赵简子索要卫贡五百家时的产物,澄清了相差约二百年的诸种断代说法的出入。全书内容做到了完整、精确,形成了严密的体例和系统。由于那个特殊年代,书出版时没能署明作者姓名,也没有任何稿酬,但张颔先生觉得能无愧于学术界,无愧于自己,心中非常高兴,也很自慰。
《侯马盟书》一出版,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当代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的杰作,经典之作!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学者松丸道雄在给张颔先生的信函中这样赞誉道: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于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为主,涉及到钱币文字、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了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亦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日本的汉学家历来孤傲,很少对外国学者以较高的评价,然而能如此高度赞美张颔先生为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这个评价可见是极高了。
十二、书篆名家
正如日本的著名学者的评价,张颔先生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精妙入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张颔先生写过一副联语,叫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这是他多年生活的习性。他从小就爱写毛笔字,特别是在老家介休待业期间,曾在行余学社随几位书法家学习,已在书法方面练出了厚重的临帖基本功。那时他主要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长大以后又在《黄庭经》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后,他一生都以书法为乐,正如他的一首诗中所说,但有诗书娱小我,殊无兴趣见大人。他多次对朋友们说,纸墨笔砚确实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所在。他生性淡漠,不求功名,不喜交际,不事张扬,只以诗书自娱了。直到六十多岁,他还全书眷抄了自己的《古币文编》书稿,一律正楷又略带行意,墨饱笔润,字字珠玑,编成字帖,不在唐人之下。但他品格高尚,从不主动把作品示人张显。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张颔先生,张颔可以说是隐于市,隐于学的人。他连自己的学问都不愿多加张扬,更何况于他的书法。所以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更不会以书法骄人。这是张老做人的特点,也是他个性的天然呈露,恰恰是这些,形成了他的个性特点,也从而形成了他书法的个性特色。
冯其庸先生最佩服张颔的古篆文,他说,书如其人。张老是古文字学家,古史专家、考古专家、由于他的专业,也使他的书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学术传世之作是《侯马盟书》及精研古器物、古史的文章,他写的这一类的古篆文,直接逼近原物,可说下真迹一等。他有一些摹写在原石上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张老所写的这类古篆,其用笔之圆熟流利,结体之繁复而又端秀,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
的确是这样,张颔的书法中蕴含着历史、文化、文采。这与有些专业书法家临写古篆、汉隶或楷行,只是照帖临摹,依样画葫芦,没有自己的文采者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他写的那首《僚戈之歌》,使人想到了韩愈的《石鼓歌》和苏轼的《石鼓歌》,可以说是先后呼应。还有他那副对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此联三处用合文,使人觉得古意盎然,别开生面,为以往对联所仅见。书体也都脱俗耐看,别具新意。被人誉为,学人之书,格高韵古。
山西大学著名教授姚美中在《张颔书法集》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张颔先生:
作庐先生,有道之士,正直谦逊,迥异时贤。其学辩精邃古,沉潜金石;其书笔笔遒劲,尽篆籀之妙;其诗联韵语,幽默诙谐,戛戛独造;其长歌古朴恣肆,直追昌黎。凡此种种,难于殚过。而蚊画刺世,借题发挥,令人绝倒。于此余惟心折而已。
张颔先生在篆刻上造诣也非常高。这也是他的童子功。他对古印的研究也十分精深,撰写过许多篇古印玺的文章,厘清了许多被人误读的谬传。他撰写的《安国君引践》、《贵海铜引释文正误》等,考究入微,思辨精准,立论中肯,还原了历史真貌,学术界专家都心悦诚服,甚为敬佩。
张颔先生还是治印高手,他自制的几方印,布局新颖,功力老到,见者无不爱不释手。其中有两方小印,比常人的小指甲盖都要小,而且字字清晰,笔笔不苟,让人惊叹神功。正是由于张颔先生达到如此水准,西泠印社特邀他做了印社的会员。
尽管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杰出成就,尽管在诗、书、篆等领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张颔却从来为人很低调,在生活中更是一位朴素谦逊的普通人。他从来没有专家大家的架子,凡是上门求教的学人,他都十分热情,倾其所有,循循善诱,至多偶而幽默地调侃几句,但大多自嘲,让人备感亲切,备受感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自述:离休近二十年,绝于公门,淡于世务,终日惟以读书识字为乐。他还这样说,老景如何,幸能温饱,知足长乐,明霞晚照。张颔先生出身穷苦,早年生活异常辛酸,所以他对生活要求一向很低,只求温饱,一生不曾有过奢靡的期望。他心地坦荡,与事无争,豁达宁静,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为了表达对张颔先生的崇敬,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委派自己的弟子、青年雕塑家纪峰专程来太原为张颔先生制作了一尊青铜雕像。张颔先生的这尊铜像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庄重慈祥,一派大家的睿智形象,给每一位瞻仰过的人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颔先生出生于介休,对故乡这块热土充满感激怀念之情。离休之后,他曾多次返乡,对家乡发展非常关注。他早年刻苦求学的故事,青年时期追求进步的宏伟理想,以及中年以后奋进治学终成大家的精神,也给家乡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张颔这样大家示范的引领下,人杰地灵的介休一定会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更多出类拔萃的人才,谱写出更多辉耀千古的诗章!
(作者单位:山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介休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汾西矿业集团文学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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