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

我体会，上面三点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我想对此做一些阐释，供朋友们参考。

张岂之，出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及学术领导经验，主持过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苑洁/摄)

不同学派的“相反而相成”

春秋(前770至前476年)战国(前475至前221年)这5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剧变的时期，从血缘宗法社会向统一的传统社会的发展时期。当时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诸子学”，有阴阳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杂家、小说家。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争辩，又相互借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东汉时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同的思想学派“相反而相成”。

举一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主张“天而不人”，要人们向大自然回归。儒家荀子批评这个主张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认为，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道家批评说，儒家这个观点狂妄无知。庄子举例说，毛嫱、西施是人见人爱的美女，但鸟类看了都会高飞而去，鱼儿见了会沉溺水底，可见人的审美标准不能为鸟类鱼类认同;又如人喜欢住在华美的屋子里，泥鳅却要生活在污泥里，而猿猴却喜欢栖身于树林中，可见人们居住需求不能为动物界认同。如此类推，怎么能说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呢?

荀子

可见道家和儒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儒家也看到道家在“天道”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认识到在知人时不可不知天，因而也从理论上努力为儒家学说提出自己的“天道”依据;在这方面，子思、孟子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道家在批评儒家夸大“人”的作用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的理论成就，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即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某些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了融汇儒、道思想的特色。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相反而相成”，有了长远的生命力。

讲到这里，有必要介绍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春秋时期，“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低、长短、徐疾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

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概念。他的论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

“和”不是争，而是在相互影响中使事物得到发展。“百家争鸣”是“和而不同”的具体表现，包含有百家相助相长的内容。

现举一例。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的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见于《礼记·礼运篇》，这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著作，其中关于“大同”社会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

在“大同”社会中，社会财富不是私人所藏有的，而是为大家所共同享有的。

在“大同”社会中，人人都要为全体利益而劳动。

在“大同”社会中，育幼、养老都有很好的安排，能劳动的人从事劳动，而失去劳动条件的人，由集体供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在“大同”社会中，大家相爱，没有权谋欺诈和盗贼掠夺，和平地生活而没有战争(“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在“大同”社会中，公共事务由大家来办理，在分工上可以选出人们信赖的人担任必要的工作(“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篇》还说，在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期，并非“大同”，乃是“小康”时代，由小康才能进入大同。

这样的“大同”理想，不但继承了早期儒家思想，而且在不少地方也继承了墨家思想，例如“选贤举能”和“尚贤”原则相似;“老有所终”一段又相似于《墨子·兼爱》中的一节，甚至“大同”这一名称也可能从墨家所说“尚同”沿袭而来。同时，《礼记·礼运篇》有些地方也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如称“大同”世界为“大道之行”，而“大道”则是道家的术语。可以说，“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同时也吸取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而非一家之专利，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体现。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连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