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学说

儒学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也有些学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未能传承下来，如墨家。还有的已融合于其他思想，如阴阳家。这里我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为例来做具体的阐释。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学或儒家。何谓“儒”?商代，“儒”是对主持祭祀人员的称谓。春秋时期，儒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人。孔子是一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儒。他精通“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射箭)、御(驾车)。又研究整理了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后因《乐经》佚失，称为《五经》。

董仲舒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西周以来的旧礼制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对此孔子在感情上并不认同，但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办起了“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不论是贵族或平民，也不论出身何处，都可以到他的私学来学习。由此可见，孔子选定了一条路，就是用教育和文化去改造社会的道路。

孔子逝世后，弟子门人将其言论加以整理、订正，编纂成书称为《论语》，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经典。在思想上，孔子有三个重要的理念，即：1.“道”：人生目标、理想，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君子忧道不忧贫”等;2.“仁”，即爱人，由亲亲扩展到爱大众，进一步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子的核心理念。3.礼与乐，孔子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将孔子列为“世家”，对孔子身世做了详细记载，写了赞语：“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至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还写了孔子弟子们的列传。

战国时儒学分为八派，其中有两派影响最大：一是子思、孟子学派;一是荀子学派。

孟子主张治国者应实行“仁政”，具体说，就是农民要有一定的财产权，征税要有限度，使农民生活改善。倡导“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还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论述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与生俱来的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经过后天的学习，将这些人性中的潜质加以发扬，形成君子必须具有的仁、义、礼、智四性。在孟子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操行，即道德自觉，而其他动物没有。孟子还提出“大丈夫”的概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身处富贵温柔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人格;身处强暴威胁之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这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宝贵财富。战国末年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吸收法家的若干思想，主张德治与法治二者相结合，这影响了后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治国理政的思想。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求使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们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儒学真正形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逐步实现的，并非一蹴而就。历史情况是这样：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鼓励读书人深入研究儒家经学。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在经学建立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五经》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字写成，有所不同，于是有了经今古文之争，士大夫各自引经据典，争论不休。还有，当时在汉代流行的一些神学迷信也影响了人们对《五经》的理解。再有，解释儒家的经书，从其中要提炼出怎样的理念?以上的问题不解决，很难使儒学真正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东汉章帝时才得到解决。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家经学的会议，皇帝亲自裁决，统一对经书的理解，规定对经书的阐述都必须贯穿“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要指出的是，孔子没有讲过谁为纲的问题，他只是说做君的要像做君的样子，为父的要像父的样子，为人子要像儿子那样。但“三纲”并非为此，它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特质，三纲的君臣关系是政治关系，父子、夫妻是血缘关系，师长、朋友从属于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三纲说对封建宗法制度来说确实抓住了最基本的原则，以君权和父权来稳定统治秩序，这种人身依附的关系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特征。三纲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封建制社会，不适用于今天。

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由于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汉时有“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朝为“九经”，宋代为“十三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家规家教等都同经学有关，反映出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状况。

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对儒家经书的解释不统一，命大臣撰《五经正义》。这部书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因为时势不同，自东汉初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佛教与儒学的关系成为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共同关心的大问题。还有，东汉初形成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唐代也有很大影响。在唐代不可能再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局面。

中华文化善于研究、改造、吸收外来文化，并非简单的排斥。唐代统治阶层中有人相信佛教和道教。许多文人学士坚守儒学主旨，但认为应吸收佛、道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充实儒学。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从理论方面看，大体是三个方面：1.佛教中某些宗派关于人的主体意识“心”的论述，影响了儒学;2.佛教中某些宗派对“本体”理念的阐述对思想家们有很大影响;3.佛教对“高深智慧”的重视也影响了儒学。中国儒学平实易行，只谈人的生命、生活，不谈生前死后，在理论思维上需要提升，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中国佛教，也就是佛教儒学化。这方面的文化思想体现在宋、明理学中。宋、明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在哲学思想方面比早期儒学有了很大进展。至于道教关于人长生不死的论述，其中有大量迷信，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思维，这些也需要有所分析，有所取舍，使儒学更加充实。正如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一首诗里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儒学有活水源头，与时俱进，故儒学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从唐代开始，到北宋时形成理学，南宋时理学体系进一步完整，“三教合一”真正定型。所谓“三教合一”，佛教、道教是宗教，而儒学并非宗教，是一种有效的教化，“以文载道，以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