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谈两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中包括深刻的哲学理论思维，其中的变易之学(或“有对”之学)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事物“有对”和变化的思想，在《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老子》)、《墨子》、《易大传》中有深刻的论述。

《道德经》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动静等，认为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道德经》讲两个方面“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等。引申开来，在思想文化上，要有所继承，也有不取，践行“贵柔守雌”。《易大传》与此不同，主张刚强为主，柔弱为副。

顾炎武

《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有对”思想。老子“有对”思想的弱点在于把变化看作是无条件的，因而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前景无法预测。《孙子兵法》比《道德经》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了转化的条件，在各种条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一定的高度。

先秦时期的“变易”之学：“有对”之学，到宋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有很大的提升，比如，北宋时关中学者张载(1020—1077年)在其著作中，说明事物运动，“动非自外”、“动必有机”(内因)。他举例说，“人一身中两手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复有长短，直至于毛发之类亦无有一相似”，正是这种“不齐”，才使得“两端”发生相吸而又相斥的关系，于是才有人类的繁衍、社会的进步。同时张载也指出，相互排斥的“两端”并非永远对立，“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变易之学(“有对”之学)最后归结到人自身，这就是《周易》中所说“自强不息”。这里要提到，近代学者梁启超于1911年到清华演讲，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一贯重视历史记载，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其中古代史学特别关注社会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记载。司马迁作《史记》，其礼、乐、律、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全面记载了汉武帝以前的典章制度。班固撰《汉书》，改书为“志”，成律历、礼乐、刑法、食货、祭祀、天文、地理、沟洫、艺文十志。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制度史专著，如刘知幾的儿子刘秩著《政典》，杜佑撰《通典》。总之，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近似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而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有文字记载，便于世代相传。

还要提到，中国古代教育保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夏朝距今四千多年，那时已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初具规模，包含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春秋时演变为官学与私学。春秋末期孔子办私学，打破西周官学的入学等级性，实行面对社会的开放教育。这样文化的传承就有了宽广的渠道。

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经北宋时期初步发展和南宋时的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等。这些书院由名师主持，师生之间探讨学术，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朋友们，我讲的太长了，在结束演讲时，我想说：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必须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多下功夫学习、思考，把优秀的成果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精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