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丰富内涵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经世致用”指高尚的情操、境界，一种博大的胸怀。

“经世致用”把国家和民族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表现为民族气节和操守;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反对压迫、掠夺和侵扰，这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的标志。

西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格”观念，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如董仲舒倡导“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强调“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放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19年受尽折磨而不改其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留名青史。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由此而否定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王夫之

中国思想文化史告诉我们：做人和做学问这二者应当统一，而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将学问用在匡时济世上，首先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气节和操守，特别在国家民族的大节上，不允许有污点。如果做不到，所谓“经世致用”就失去了灵魂。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信念、理想、大道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还有，“经世致用”又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宋代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所写《岳阳楼记》名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此文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官者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个人的感情?他回答说：在朝廷做官，要情系百姓，不在朝廷也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情怀的文字表述。

“经世致用”也是不畏强暴的求实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他们将“经世致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想以黄宗羲(1610—1695年)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为例略作说明。他说，夏、商、周三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人)客(人)颠倒，君主将天下视为己有，独占天下之利。君主没有取得天下以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去追求一己之私利。得到天下以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由此，黄宗羲得出的结论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他的反对君主专制制度(针对明朝末年的状况)的言论，是当时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

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工商业的重视，具有“富民”思想。他反对奢侈浪费、沉迷享乐的社会习俗，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使百姓“去凶一循于礼”，凡是对民无用而有害者，一概去除。

总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经世致用不只是端正学风的要求，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对于真理的追求精神。

当然，经世致用也是我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端正学风的文字表述。

《论语·学而》第一句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习”有两个含义，一是温习，一是践行。在孔子看来，学生们躬行实践，将所学到的理论用于实际行动，十分必要。总之，儒学倡导“行胜于言”。

战国末期的荀子认为行是知的来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强调知来源于行，行高于知，学问的目的在践行。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年)解释什么是“行”，他说：行就是“以身心尝试”，指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含有试验的含义。

还要提到清初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年)，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有许多时间在长途跋涉中度过，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三个月以上。朋友们赠送了两骡两马，用以驮负所需书籍笔墨。旅费靠友人接济，间或做些小买卖。一年有大半时间在旅店中度过。他边调查边记录，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名著。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包含有学者的人品、视野、学风、精神诸多方面的融汇和结合，内涵丰富深刻。